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受讲授法国革命史的沈刚伯教授的影响，王铃蒙生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这个课题的念头，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

这些颇有创见和新意的论文，不仅令沈刚伯大为赏识，同时幸运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

素有&ldo;拔尖主义&rdo;之称的傅斯年获知王铃的遭遇后，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时的经历和世间作孽者制造的种种不平与罪恶，对王氏深表同情。

在不便与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况下，聘请王铃到史语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据史语所同仁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

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道：&ldo;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

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

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lso;和而不流&rso;、&lso;中立而不倚&rso;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

这样&lso;强哉矫&rso;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

&rdo;[34]正是傅斯年的&ldo;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rdo;，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

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ldo;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李约瑟。

这次会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导下，客寄剑桥工作十年&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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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情况是，王铃和李约瑟交谈后，受对方思想精神感染，王开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接着又听了李约瑟在李庄的几次演讲，久蕴在内心的爆发力突然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决心要在这一领域做出一番事业。

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凭借史语所图书馆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并以英文写成论文寄送重庆，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科学杂志发表。

李约瑟读罢文章，对这位年轻助理研究员的才华、学识以及刻苦钻研精神深表敬佩，&ldo;这样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长期合作&rdo;。

[36]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已回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9年的合作，共同开创了闻名于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cha，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研究的先河。

王铃作为李约瑟第一位合作者，参加了这部多卷册大作前5卷的研究、撰写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计等问题离开英国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这一工作。

王铃留下的空白，将由李约瑟的中国学生、朋友与未来的妻子鲁桂珍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共同填补完成。

当李约瑟在傅斯年引领下，于那阴暗简陋的土屋里和王铃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交谈后，又在板栗坳牌坊头大厅作学术讲演。

李在给妻子李大斐信中颇为自豪地说：&ldo;我比较紧张，但演讲非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