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

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

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

大战的行动。

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

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

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

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

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ldo;怀俄明线&rdo;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

同时，我希

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ldo;犹他线&rdo;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

在任何情况下，我

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

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

我不想采取麦

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

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

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

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

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

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

何一名指挥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

内，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

因此，他自然会

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面仅仅给下级以执行

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

此外，我始终认为，对

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

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

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