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

那时我十七岁。

一九五三年我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

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的说：「好！

你小子要休学，就休罢！

」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

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的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李敖诗集」和「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等。

过了两年，我进了大学，陆啸钊办「大学杂志」，拿去刊登。

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罗君若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

」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

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

这篇老练的文字，大家都不清楚是十七岁时写的。

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

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

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

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能鉴定一本书是上海那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在teen-a中，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

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

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

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progressiveeducation）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

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

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

……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

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