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尼里姆重弹他的老调，说什么这种观点在成文的国际法中未作规定，是不能成立的。

他的这一论调，无视国际法中关于禁止侵略的规定，正如雅尔赖斯在他的纽伦堡法庭辩护发言中所持的法律观点一样，是一种过时的法律观点；还认为发动侵略战争事实上是国家享有的一项主权&ldo;权利&rdo;。

克尼里姆从这种立场出发说：&ldo;总之，公民在受到国家强迫的情况下去做某一违犯国际法的事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我们认为，只要世界的政治形势和国际法依然如故，没有任何改变，那么这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限度以内是绝对合法的。

&rdo;这是一种合法的犯法思想。

这种思想遭到了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的审判。

实际上，可以根据现行的国际法、根据罪犯本国的法律以及按照其公民成为侵略的受害者或在其国土上构成了罪行的那些国家的法律对侵略战争的组织者实行制裁。

国际法只对违法的性质作出裁决，犯罪构成则应由相应的国家的法律作出规定。

因为主要战争的犯罪地点是难以从地理上确定的，鉴于地理上确定的界限和受害者的国籍不同，就需要对某些国家实行不相同的制裁标准加以通盘考虑，而量刑的标准则可以由当事国根据国际法准则协商确定，或者像伦敦条例中规定的那样，由审判人员加以掌握。

我们认为，对破坏和平罪所作的判决最后是以各有关国家的国家法典中关于谋杀的条款为依据的，就像德国刑事法庭进行判决的案件应以德国的刑法法典中关于谋杀的条款为依据一样。

此外，英国法学家施瓦岑贝格尔也曾解释法庭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形成，如果&ldo;这种形成按其本源可以追溯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rdo;，也是可以接受的。

耶舍克就是援引他的观点而提出&ldo;在纽伦堡法庭上&rdo;侵略罪行是无罪的论点。

杰克逊对此作了极为正确的论述，他说：&ldo;像习惯法一样，国际法也在发展。

国际法的发展是通过它所作出的一系列使规定的原则不断与新的形势相适应的裁决而实现的现在，我们正处于世界的思想、习惯和结构因遭受到一场涉及到千百万人的生活的战争的冲击而发生大动荡的非常时刻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就是用我们的信念把世界的思想引导到巩国和加强国际行为的法律上来，以便使那些掌握着政府大权和人民命运的人较少地动辄进行战争。

&rdo;同样，耶舍克也承认，通过法官判决而使&ldo;某一已经形成法律&rdo;得到进一步的形成从原则上讲是可行的。

事实证明，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首次对破坏和平罪进行判决的案件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必要性第一次出现在一个国际法庭的面前是不足为怪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帝国主义分子系统策划和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刑法学者谢尔登&iddot;格卢格说：&ldo;鉴于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奉行蓄意无视法律的政策，并且发明了&lso;总体战&rso;，企图借此实现其奴役世界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那些不再适应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

&rdo;

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反希特勒联盟的一支决定性力量，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观点对国际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些观点集中体现了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中识破了帝国主义侵略秘密的各国人民的思想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