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1月以前，他并未担任&ldo;总司令&rdo;，这一点是属实的。

但是，按此论断就会低估他所担任职务的重要作用。

当时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军或师的司令官。

潜艇部队是德国海军舰队的主体，而邓尼茨就是这支潜艇部队的长官。

在战争的头几年，舰队在公海上发动了几次规模较大，但却轰动一时的攻势。

盟国和中立国被击沉的几百万吨船只表明，几乎只有德国海军潜艇使敌方遇到了沉重打击。

受命指挥这种战争的就是邓尼茨。

海军总司令部仅保留了决定各个海域配备潜艇数目的权力。

例如，在关于入侵挪威的问题上，他曾于1939年10月提出建立潜艇基地的建议，而现在他却申辩说，这些建议充其量不过是供参谋部研究的草案而已。

1940年3月，他给潜艇后各部队下达作战令，有关这一点业已在本判决书的另一处提及。

雷德尔曾推荐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希特勒在1月30日任命他为海军总司令，这些事实对评价他在德国作战指挥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希特勒同样很清楚，潜艇战是德国海战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希特勒从1943年1月起，几乎不断地向邓尼茨征询意见。

经过调查的证据表明，他们两人在战争进程中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大约有一百二十次。

另外，正如他亲自供认的，在1945年4月份战争已经渺无希望的这一时刻，身为总司令的邓尼茨却仍然要求海军继续作战。

1945年5月1日，他成为国家元首，他即以元首身分下令国防军继续在东部地区作战，直到1945年5月9日投降为止。

邓尼茨解释说，发出上述命令的原因在于保证德国平民的撤离，并使德国军队有条不紊地从东部地区撤退。

法庭认为，经过调查的证据表明，邓尼茨参加了侵略战争的领导。

邓尼茨被控违反1936年海军协定而进行全面的潜艇战，德国曾参加上述协定，它承认，1939年9月3日起，德国谱艇就全然无视伦敦协定而对商船进行全面的潜艇战，而且根本不顾是敌国的还是中立国的船只。

此外，起诉方面还报告说，在整个战争期间，邓尼茨始终费尽心机掩饰上述做法，其手段是伪善地大谈国际法，还诡称盟军方面违犯了国际法。

邓尼茨坚持说，德国海军始终执行了国际法和伦敦协定。

邓尼茨作证说，在战争爆发时，潜艇战是严格遵循德国虏获条例进行的，而这一条例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照抄伦敦协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