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后，我作为《明星》杂志社编辑在涉及当代史的题材中越来越经常地碰到鲍曼的名字和他的活动。

在此期间他已成为德国报刊和国际报刊上经常引起轰动的人物，已成为&ldo;会飞的哈尔柏斯塔特人&rdo;，他像传说中的&ldo;会飞的荷兰人&rdo;一样，神出鬼没地周游全世界，然而谁也逮不到他。

据说，下面这些人都发现过他的踪迹：

1945年7月，作家海因里希&iddot;林瑙在一列开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火车上发现了他；

1947年，国际海员工会秘书约瑟夫&iddot;克利曼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他；

1950年，一个丹麦记者在非洲，一个英国人在阿根廷，一个德国记者在西属摩洛哥发现了他；

1951年，前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保尔&iddot;赫斯莱因在智利发现了他；

1952年，一位前纳粹装备部官员、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罗马发现了他。

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断传来新的、越来越离奇的故事。

1959年柏林地方法院总检察长由于怀疑鲍曼在策划无痛苦致死术方面、在这害犹太人方面、在全面推行&ldo;焦土政策&rdo;方面作为同谋犯，犯下了大量杀人罪，为了防止鲍曼漏网，对他进行了侦缉。

两年后这件案子移交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检察机关办理。

黑森州政府悬赏十万马克，凡是能够提供线索，从而有助于侦查到被告的行踪、居住地点和把他引渡回国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笔奖赏。

首先，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iddot;鲍威尔深信：无风不起浪。

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关在阿根廷绑架了阿道夫&iddot;艾希曼。

在审讯他的时候，艾希曼估计鲍曼还活着，于是弗里茨&iddot;鲍威尔便更加起劲地去寻找鲍曼。

一方面有重赏，另一方面撰写耸人听闻的鲍曼故事又可以捞到大笔稿酬，这诱使越来越多的打猎者参加搜捕工作。

1964年1月，埃里希&iddot;卡尔&iddot;维德瓦尔德向《明星》杂志投来一篇关于鲍曼的稿件。

据说他曾同这位希特勒的秘书一起逃出被包围的柏林。

现在这位秘书同其他纳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个大种植园里，由枪法高明的贴身警卫保护着。

维德瓦尔德答应帮助找到他。

《明星》杂志的两名记者飞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等待建立联系，但白白等了几个星期。

一年以后维德瓦尔德不得不在法兰克福法院的一次审讯中承认，他的故事是编造的。

由于这次上当受骗，《明星》杂志总编辑部对如此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鲍曼产生了兴趣。

有人问我，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ldo;肯定不是在南美，&rdo;我说，&ldo;我将从最后有人看见过他的地方开始去寻找他。

&rdo;同一天我飞往柏林。

第三帝国最后一位全国青年领袖阿图尔&iddot;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报刊上的报道大相径庭的消息。

我知道了他在盟军情报机关那里关于鲍曼案件所作的口供。

我们一起乘车前往苗尔特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