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存在着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在未来必将设立某种永久性的世界刑事法庭，甚至对这一法庭的条例已经有了许多拟定的方案。

按照这些方案，具有防止和抵抗侵略职能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安理会‐‐实际上将失去它的权限。

如果有一天确实再次需要组成一个制裁战犯的国际法庭的话，那么根据安理会作出的对当前存在的侵略行为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在合法分配席位和合法行使程序的情况下‐‐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会对这一项共同的任务袖手旁观，正像1945年所根据的具体情况那样，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明智的。

有人担心，被逮捕的侵略者会在既没有中立国代表又无本国代表的情况下提交审判。

各国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无需害怕这一点。

在破坏世界和平的罪犯面前不存在政治上的中立，也不存在民族的团结。

尽管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就这些法官的倾向性而言，他们过去有倾向性，将来也会有倾向性，而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不可能没有倾向性。

一方面，我们有必要抵制关于设立一个长设性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据称是可能的和合乎原望的某些危险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反对以此来取代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1945年前后流行的一种不无危险的论调。

这种论调主张以一般的行政机构的政治决定来代替正规的司法程序。

乍看起来，那些主张不经过长时间的司法程序而由政治性的临时法庭来裁决的观点好象是合理的。

特尔福德&iddot;泰勒在一篇悼念杰克逊的文章中谈到了1945年4月在美国国际法学会上展开的一场辩论。

辩论的题目的是：《法在各国人民之间的作用》。

文章说，美国副总统芬奇当时曾声称，没有一个法庭会审判希特勒无罪，因而，所有的审判不过是可笑的官样文章。

美国最高法官斯通和当时的政治家科德尔&iddot;赫尔都同意芬奇的这一看法。

法官断言，辩护方面绝不会像起诉当局那样有这么多的时间提出证据，实际辩护方面得到的时间要多得多，这就是说，一项行政命令会更好些，因为命令是不加掩饰的、简单的，完全不是作为司法部门的合法行为，而是公开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强迫措施。

这种观点是由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某几个政治领导人首先提出的。

如果依从他们的观点，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就不会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许多人就会把罪犯当作烈士看待；而尤其不能为未来开创一个先例。

另外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国际法仍然可以被新的侵略分子任意歪曲。

还有一些人高谈阔论，拿破仑就是未经法律手续而被囚禁在圣赫勒那岛上的，这种敌视法律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危险。

正像罗马什金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类比的推论不是孤立的，是与处理法西斯首要战犯的相应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某些人企图像当年处置拿破仑那样也将法西斯首要战犯禁闭起来，把他们更安全地保护起来，以便在下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重新起用他们。

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有发生，甚至有人妄想发动所谓&ldo;第三次世界大战&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