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显然是后者。

一辆跑车在脚下呼啸而过，我突然想起来，我把今晚的家教忘了。

我急急忙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发现然然妈妈给我转了家教费用，留言说他们一家要出国了，所以我之后就不用去了。

我盯了屏幕一分钟，懒得去思考这是不是借口，于是回了个“好的”

，还礼貌地祝他们一路顺风，最后点了“确认收款”

。

我沿着天桥往前走，绕到了看不见酒店的一边，就着一根石柱蹲了下来，开始撕酸奶的盖子。

我昨天刚剪了指甲，偏偏这杯酸奶的盖子尤其难撕，怎么撕都撕不开。

我找准时机，捏着狭窄的一角一使劲——整杯酸奶跟着飞了起来，在空气里自由转体两周半，洒了我一裤子。

我低下头，一脸苦相地看着狼狈的裤子，神经迟缓到盯着酸奶渍静静地流动，却忘了应该去口袋里摸纸巾来擦。

毫无预兆地，我抱着头哇哇大哭起来。

这一刻，我终于理解了邵嘉越，当一个人专注地哭泣的时候，她的世界里确只有她自己。

我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总之我感觉大脑快缺氧了，晕得怪难受的，于是我抬起头深吸了两口新鲜空气，才发现围着我站了一小圈的人。

我仰起头，试图辨别他们，眼前却飘起了黑白的雪花，像九十年代收不到信号的黑白电视。

紧接着，雪花中心出现了黑色的斑点，这个斑点不断扩大，像吞噬宇宙的黑洞。

他们的窃窃私语声也越飘越远，最后化作了长久的尖锐的蜂鸣。

我试图抬起一只胳膊，想着无论是谁扶我一把也好，但我不知道是没有人来扶我，还是我根本没有举起胳膊。

谁来……帮帮我啊……我头一沉，彻底失去了意识。

入夜，一辆救护车穿过夜色，停在了医院门口。

躺在担架上的人除了脸色稍微有点苍白、裤子上沾了酸奶渍之外，看上去似乎没有其他不妥。

女生被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来，推进了急诊部里。

几名穿着白大褂的人看到担架，匆匆放下手头的工作，小跑着赶了过来，询问患者情况。

一个帮忙抬担架的医生给自己松了松领口，说，“路人叫的救护车，说是在天桥上无缘无故就晕倒了。”

“有没有明显外伤？”

值班护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