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天这段时间里，红菱姑娘在梅家茶馆烧灶。

她身手矫健如鱼得水，枯黄的脸不知不觉有了桃花色，仔细一看，她的眉眼是符合某种茶客的审美标准的，眉眼端正，丰辱宽臀，下巴上的一颗红痣长得也不败胃口。

茶客们开始注意红菱姑娘，有一天他们么笑着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发现红菱姑娘的辱罩穿反了，茶客们尖锐的目光穿过红菱姑娘的的确良衬衫，发现她的辱罩穿反了。

红菱姑娘无所察觉，那天她有可能是仿效香椿树街女子，头一次给自己穿了辱罩。

从道义上讲，穿反了不该受到谴责，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头一个发现穿反了的茶各。

茶客们多不要脸，他们不去提醒红菱姑娘，却去提醒一个又一个进门的新茶客，他们都对红菱姑娘笑，红菱姑娘仍然无所察觉，她对众人报以知足的不免受宠若惊的微笑。

直到姚碧珍疯笑起来。

姚碧珍笑够了用一根手指捅了捅红菱姑娘的腰，不会穿就别穿，你里面穿反啦。

茶馆里的人们对红菱姑娘的作弄至今让我愤慨。

这种作弄庸俗到了残忍的地步，使任何自尊的心灵无法承受。

红菱姑娘当时的反应却远非我这么激烈。

她低眉一看，说，反了？商店里的大姐让我这样穿的。

姚碧珍又笑起来说，她逗你玩呢。

红菱姑娘淡淡一笑，这么说，大家都在逗我玩了。

细品红菱姑娘的话，还是能发现她对茶馆周围人的态度的。

其中味道有谦卑，也有警惕，有盲从，也有敌意。

这很符合一个外乡人初到我们香椿树街的心态。

红菱姑娘并没有离开梅家茶馆。

她第二天就搬到死鬼金文恺生前蜗居的房间里。

有一天我走过和尚桥头，猛地发现梅家茶馆楼上的西窗被人打开了。

一个陌生的姑娘倚窗而立，她一边用塑料梳子梳头发，一边弯腰俯视着和尚桥上来往的行人，南方的阳光一如既往投洒在梅家英馆古老的青瓦上，也投洒在红菱姑娘青春勃发的脸上。

我在南方度过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空虚无聊的，往往是早晨起床时对生活还充满信心，一到傍晚看着夕阳从古塔上一点点坠落，人又变得百无聊赖了。

我觉得香椿树街上尽是吃饱了没事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打发日子，就想到开茶馆，泡茶馆的计策，可见人类是多么投机取巧，多么善于苟且偷生。

找祖父死于1969年，他生前是梅家茶馆的常客，我记得茶馆关门的那两年里，他因为无法泡茶馆脾气性格变得暴躁刁钻，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老混帐东西，遭到家人一致唾弃。

他在院子里摆了张八仙桌，妄图开一个家庭式茶馆，纠集了一批老眼昏花委琐不堪的茶友来喝茶，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搞得乌烟瘴气，结果没有几天，他的事业就给全家人齐心协力搅黄了。

茶叶、开水、杯子，椅子均遭封锁。

后来我祖父只好蹲在门口，用一只漱牙缸子泡一角钱买一两的茶末子喝，一边喝一边大骂不迭，全家老小，骂时事风云，驾鸡骂鸭，骂到最后他的神经末梢出了毛病，成了一个讨人嫌的老疯子。

我这么百无禁忌地端出家丑，主要是申诉一下梅家茶馆与我间接的利害关系。

我多年来厌恶梅家茶馆就源于此事。

当然这也许是一种理性的借口。

南方生活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的好恶一钱不值。

我祖父死了好几年了，梅家茶馆又重新兴旺起来，这对于我是一种情感打击，对于我死去的祖父则具一种戏剧效果，现在他在天堂路上遥望梅家茶馆的风景，不知作何感想。

依稀记得祖父曾经在家庭茶桌上与老茶友大谈梅家茶馆昔日的茶道，他们深深陶醉在种种繁琐累赘华而下实的形式中，充满激情，望梅止渴，要知道那时候梅家茶馆被封条封住，尘封三尺，那群老茶客的怀旧显得有点动人，但是究其实质是可笑的，他们不过是在为怎么把一杯茶喝下去蝶蝶不体，纯粹是作茧自缚或者是脱裤子放屁，毫不足取。

对此我是有清醒认识的。

南方的陋习即使披上美丽的霓裳，也不能瞒骗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