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卫武汉，国军进行的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日寇在推进途中付出了重大代价。

在长江北岸，日寇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战伤866人。

在长江南岸，在江西马头镇要塞，华国守军与日寇恶战8昼夜，杀伤了大量日寇。

在富池口要塞同国军与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寇竟向国军施放毒气才占领。

在庐山南北，国军与敌展开激战，取得万家岭大捷，日寇伤亡万余人，俘虏30人。

在大别山地区，国军在富金山顽强阻击日寇，给予了重大杀伤，歼敌万余人，使日军每个中队平均减员到40余人，大队长一级的军官也伤亡颇多。

同时，张自忠等将领巧妙阻击日军，致使日军付出了5000余人伤亡的代价才得以突破。

在河南信阳，国军持续阻击日军，歼敌2600余人。

在此期间，独立纵队灵活支援了宋希濂、张自忠、汤恩伯、薛伯陵所部，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独立纵队也抓住时机自主出击，前后一共弄死了两三万日本鬼子。

武汉会战期间，华国空军也积极参与了作战。

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支援下，华国空军与日军航空兵大战7次，击落78架日军飞机，并炸沉23艘日军炮舰，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阻击作战。

华国海军在沿江要塞布设水雷，设置岸防炮，击沉日舰多艘，迟滞了日军沿江进攻的速度。

由于国军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至10月底才完成由北、东、南三面对武汉的战略包围。

国军从持久战的战略角度出发，不与日寇决战，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有生力量持久抵抗。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

从战役角度而言，日军攻占了武汉三镇，控制了华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武汉会战的胜利，但从战略的角度而言，日军没能实现预想的结束华国事变战略意图。

日本统帅部认为“只要攻占广州和武汉，就能支配华国”

，故此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华国政府屈服。

为此日本还妄想：“集中全国力量，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结束对华国的战争”

。

但华国政府未因广州、武汉被日军攻占而屈服，日本妄想占领广州和武汉后结束与华国战争的战略意图也落空了。

华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抗战之全局，国人要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之抗战。”

而在日寇占领区后方，大批的抗日民众起来反抗，大片国土又被抗日力量收复。

就如日军内部的共识：“日军占领区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之内地区”

。

因而武汉会战，不仅使日本又遭受了一次战略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主要原因有二：一、速战速决的战略构想被彻底粉碎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此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发动了陆、海、空装备上的最大优势，苦战四个半月，不但没能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没有摧毁国军的抗战意志，反而让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根据日军武汉会战的统计资料，第11军战死人，负伤人，第2军战死余人，负伤余人，还病死900余人，加上海军和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10.55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报，统计出来的日军伤亡人数则为25.6万人。

武汉会战之后，本来就感到兵力捉襟见肘的日军，随着战线的拉长，兵力不足的弊端益发严重，再也无力组织像淞沪、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被迫进入战略保守阶段。

这就使得华国的抗战历程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相持，日本则陷入了最不想见到的持久作战泥潭。

日本侵华策略从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成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日军作战目标从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成主要进行占领区的“治安”

作战。

二、日本国力因战争耗损过大而经济状况开始急剧恶化日本是一个岛国，缺乏战略资源，主要依靠进口，而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是很强。

“七七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