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因为母亲的离奇失踪，我带着Kelly的一封介绍信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年关将至，长安街上竟也没有多少行人，走了半个时辰的路，只觉得双脚都要冻麻了，穿过几条胡同，街道旁的小店炊烟袅袅。

老北京的炸酱面，这一口我可是馋了三年。

可能还不到饭口，小店里的人不多，我找到那靠墙的位置坐下，厨房的棉布帘探出了一张麻子脸，他看着我愣了愣，我笑着道:“王大哥，不认得我了？”

“哎呦，是彭大队回来了。”

“彭大队”

已经很久没人这么称呼我了，如今再听到，一下把我的记忆拉到了过去。

我生于1950年春，因为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年头，我大伯便给我取了个新成的名字。

我是我们家族这一代的独苗，我父亲那一代兄妹三个，除了伯父，我还有一个姑姑，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

我父亲叫彭渤，对于他老人家的记忆我甚至有些模糊，父亲二十五岁之前爱好探险，伯父彭湃常说他不务正业，但管也管不了。

在一次探险之时，彭渤认识我母亲梁慧芳，两个人爱好相同，都喜欢探索于未知的世界。

不同的是，梁慧芳受过高等教育，钻研于生物学，而彭渤只是富有极强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两个人的结合，使得彭渤逐渐改变了，受梁慧芳的影响，他开始探索生物学，算是安稳下来了。

因为父母工作的性质是经常性的外出，所以我从小便寄宿于伯父澎湃家里。

伯父澎湃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营长，建国后因为身体的原因，便一直留在了北京养病，这种病其实是从我爷爷那遗传来的，不仅是伯父，我的父亲和姑姑也都遗传了这种病，而且到了我这一代也没能幸免。

我们彭家的人自出生时起，背上就有一个红色手印，说是婴灵的诅咒，受到这诅咒的人到了四十岁记忆力便一点点减退，到了四十五岁以后便会完全变成了痴呆，很难活到六十岁，我大伯和父亲都是这样。

至于姑姑彭舒，我对她的记忆很模糊，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她从海外回国，专注于药学，正因为她精于药理，研制的药物便用在自己身上，以至其发病要比澎湃晚上几岁，但也没能避免。

在我十岁那年，常年扑在实验室搞科研的彭舒难得回了趟家，那时候彭湃已经完全痴呆，家里人都已认不出了，彭渤也到了四十岁，记忆力已经开始减退，彭舒虽过了四十岁，但状态好过彭渤。

那次家宴时，彭舒告诉家里人她辞了科学院的工作，因为她已预感到自己就要发病，她打算去云南寻找我爷爷彭震生前说过的那棵不死神树，以求脱离病魔掌控。

彭舒生性固执，一旦决定的事没人可以改变，第二天便离家出走，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由于幼年受伯父澎湃的影响，我一直以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人生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进入到部队，却成了一名警察，军警不分家吗，也算间接是实现了人生目标。

我当刑侦队长的时候，经常来这家面馆吃一口正宗的老北京炸酱面，今天刚从招待所出来，还没回家，便先到了这家面馆。

听到掌柜王大哥说一声彭大队，回想起了当年做刑警的日子，因为在美国治病的这三年漫长而无味，警界生涯好似已过了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