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矿上会计说账上没钱，只能结一半，还有一半开年后再结。

后来又说因为当初工人们闹罢工影响了产量，其实是耽误了原计的计划时间，厂上要赔付一大笔款，要从工人的薪水里扣。

工人们闹了几回堵到工办公室门口要说法，会计又改口说一切还在和老板沟通协商，是大老板那里还没有批款到矿上，他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欠着的薪水一直从年前拖到年后，总说着过几天，再过几天，但从来没真的见到钱的孩子，说法也是一天一变。

工人们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不是老板没有钱，而是老板在报复，在耍弄他们。

当初有多硬气的要求涨薪，现在工人们就有多卑微的期待矿上老板能大发慈悲，还清他们的血汗钱。

抱着能结清工资的侥幸心理，工人们拿着只有原本一半的薪水还要每天上工，不敢疏忽，不敢离矿，久而久之工人们之间开始抱怨与后悔。

想着如果不是当初脑门儿一热要求涨薪，也不至于现在连原本一天一百的薪水都拿不到。

有矛盾，就会需要宣泄，有不满，就会需要爆发。

而这一切的出口，最终归落到李道义的身上，作为当初要求涨薪与罢工的组织与号召者，他从当初的“英雄”

，渐渐成了工人们报怨的“祸害”

。

青山村本村的人或许还念着旧情，稍好一些，能耐得住性子。

而其他几个村里的工作则直接数次找上门要李道义给个说法，拿出解决办法，怎么把大家伙儿该拿的钱给弄回来。

有好处时，个个蜂拥而上，也没有被强迫。

出了意外，就要转移矛盾，急于找到一个人背锅。

这其实是很不公平也很不地道的做法，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在利益面前没人在乎卑鄙与否，全都将矛头指向李道义。

一个人的声音是卑鄙，几百个人一起的声音，那就像是成了正义。

最后李道义不得不承担起讨薪的重担，一遍一遍地往返于工棚与矿厂会计办公室。

后来大约是实在于心不忍，又或是真的被烦怕了，会计跟李道义交了个实底儿。

去年出的货也根本没半点问题，矿上不差钱，差的是老板的点头同意高抬贵手，不计前嫌，放他们这些小喽啰一马。

李道义去找矿上的老板，老板也是无奈，不得不说了实话，自己名义上是老板其实也就名义是代持这个矿，一年从真正的大老板那儿分点红利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