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过这件事，却不太确定自己捐出十分之一收入是什么目的。

那些年，我从来不记账，不缴税，或甚至不保留收据。

所以有可能我把这种捐献当成一种自愿纳税。

但无论如何，那些钱也不会太多，因为我长期没有工作，有工作上门时，也从来不能赚到大钱。

我一向准时交房租，也时不时会跟阿姆斯特朗把账结清，有能力时，我还会寄钱给安妮塔和两个儿子。

可是这些钱加起来都不多，总之我收入十分之一的捐款，绝对供不起让某个神父买部林肯大轿车去游街。

我戒酒后，开始常常上教堂，不过不是在正殿，而是去地下室参加戒酒聚会，聚会中传篮子捐钱时，我也会捐，但匿名戒酒协会传统上最多只能捐一元。

那时起我很少点蜡烛，也不再捐出十分之一收入，不过原因是什么，我还是不清楚，就如同我也无法解释自己是怎么开始捐钱的一样。

&ldo;因为你比较开窍了，&rdo;我的辅导员曾提出他的看法，&ldo;然后你了解到，你比教会更能妥善运用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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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阵子，我常在路上送钱，本质上是把我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纽约的流浪人口。

（也许我只是跳过中介的慈善机构，把捐给济贫箱的钱化整为零，把钱放到路边乞讨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中。

）后来这个习惯也慢慢停止了，也许只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越来越多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

我开始疲于怜悯，没办法把一元钞票塞到每个恳求的杯子或手中，于是我停止这么做;就像大部分的纽约人一样，我看够了，甚至到最后根本无视流浪汉的存在。

世事多变。

戒酒后，我发现自己得像其他人一样，去做些不得不做的狗屁事情。

我得记账，得缴税。

曾经有好些年，我随便收客户一些服务费，这样省去了替客户逐条列每一项费用的麻烦，可是这招不能用来对付律师，而且现在我有了私家侦探执照，很多工作都是来自律师。

我还是用老方法替一些跟我一样作风随意的客户工作，可是偶尔我还是得像其他侦探那样保留各种收据，记下我的各项花费。

埃莱娜和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

当然，我的收入来自侦探工作，而她的则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虽然她的店也开始小有利润。

她负责记账‐‐感谢上帝‐‐以及开支票，我们微薄的捐款分别交给十来个慈善团体和文化机构。

可以确定的是，这样捐钱比较有组织。

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脚踏实地的公民，也更不像一个自由的灵魂。

我不见得喜欢如此，但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烦心这些钱的去处。

我这回去的教堂，位于西四十几街岔出去的一条小街上，我没注意街名是什么，也不知道以后自己还会不会再来。

我很幸运，教堂还开着。

这几年去教堂越来越少了，而教堂的开放时间也越来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