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运输工人的工会领袖彼得&iddot;塔利，他已经威胁要以公共汽车和地铁罢工迎接新年。

第二位是马文&iddot;罗梅法官，他审案一向偏袒，从来还没遇到过他不喜欢的被告。

最后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的剧评家里吉斯&iddot;基尔伯恩。

那封信的复印件，我是后来才看到的。

&ldo;你一直在摇头，&rdo;乔&iddot;德金说，&ldo;你会觉得自己该打四十大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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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这封信不是威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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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你已经说过了。

我记得还讲得非常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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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我们都在第一警察局广场的一个会议室度过，我不断把自己的想法重复说给不同组的警探。

其中一些表示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些表现出一副讽刺或居高临下的样子。

不过无论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一再质疑我的说法，好像这是他们分内该做的事情。

他们看起来都无比的年轻，我想也的确是。

他们的平均年龄想必是三十五岁左右，跟我差了二十来岁。

我不懂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要问那么多遍。

部分原因或许是要核查我的说词是否互相矛盾，或能否提供进一步资料，但其实我猜这只是他们已习惯的一套例行公事。

多听几遍我的故事，要比他们自己用脑袋多思考容易多了。

同时，其他人出去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派了一组人去搜查阿德里安的公寓，还有另一组去搜查他的办公室。

他的照片被传到奥马哈和费城，还有中西快捷总公司所在地密尔沃基。

他们不一定都告诉了我，但我猜想某些切实的证据开始出现了，因为那天下午三四点左右，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

那时显然他们开始知道，我讲的事情不光是胡说八道而已。

整个过程乔也参与了。

他没有一直待在会议室，中间我一度以为他已经回家或回他自己的分局了。

不过他又重新出现，带了一个三明治和一杯外带咖啡给我。

没多久他又不见了，不过当我终于获准可以回家时，他正坐在外头办公室的一张椅子上。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口，中间经过了几家警察常去的酒吧，最后来到巴克斯特街一家越南餐厅的吧台。

那个地方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另外一个人缩在吧台的角落慢吞吞地喝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