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年终时再次给赵佶上表，题目很简单：乞重议元佑党人及祠禄官事。

赵佶看到这个题目感觉一阵头晕，苏辙这劄子，算是点燃了炸药包。

以苏辙的劄子为导火索，台谏、翰苑甚至地方监司的官吏，纷纷上疏，讨论此事，每日的常朝可就热闹了，新党旧党这帮人，天天吵的跟乌眼鸡一样，互相瞪着眼睛。

其实苏辙的劄子说得是两件事情，一是为元佑时期的诸位宰相平反，二是启用祠禄官中有才能的人。

元佑宰相其实也很好解释，苏辙也是当年这些人之一，当时高太后垂帘，起用司马光、吕公着、苏辙等旧党中坚任宰相，贬斥新党，然而随着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就重新启用新党，章惇、曾布都是此时登上相位的。

说实话，赵佶对他们狗咬狗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旧党上位，就玩命的搞新党，新党上位，自然对旧党还以颜色，说个不好听的，两边为了打击异己都是不择手段，那里有什么底线，只能说旧党稍微温和一点，新党要是遇到章惇、吕惠卿这样的人，那就呵呵了。

赵佶更关心的是这些祠禄官，这是大宋特有的一种制度，大概在真宗朝时祠禄官便已出现，但直到神宗朝以前，都还比较少见。

这时期的祠禄官，通常都是用来安置（或者说优待）年老或不任事的勋贵、戚里、元老、重臣的。

但是到了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了，祠禄官又多了一大用途，那就是用来安置同主政者持不同政见的官员。

这一方面，当然是一种贬黜手段；但另一方面，待遇又比较优厚。

王安石还算比较温和，对于自己的政敌，只是将他们排挤到宫观中担任祠禄官，但是随着党争的日益加剧，仅仅将他们排挤到宫观中已经显然满足需要了，一般对于政敌，夺官、编管甚至流放、发配都是常事，祠禄官反而是最温和的手段，一般是留给自己派系里的不同政见者的。

苏轼苏辙兄弟、吕惠卿、曾布都是担任过祠禄官的，能担任祠禄官的，一般地位比较尊崇，因为一开始是为了佚老优贤，为高官专享的福利政策。

第一位祠禄官是真宗朝的宰相王旦，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

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

玉清昭应宫使，月俸钱百千；景灵宫宫使，月俸钱七十千；祥源观宫使，月俸钱五十千。

能做到祠禄官的，一般都是两制以上的大员，并且在皇帝心目中有点地位的，否则早就给你贬谪安置到广南西路去了。

这帮人被安置在祠禄官上，还都是有些能力的。

苏辙上疏要求清理祠禄官，其实赵佶也正有此意，但是赦免元佑诸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当年元佑诸臣遭遇贬谪，最终去世，正是章惇、曾布等人为相时候，对他们的赠官、谥号等，都是多方面的予以否定，现在要更改当时的一些做法，未免不会让臣僚们觉得自己有可能更易法度，让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的朝局再起波澜。

以司马光为例，元佑元年司马光去世后，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

忠清粹德"

。

但是等到绍圣元年，章惇为相时，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绍圣四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

元符三年，追复太子太保。

司马光的身后事，就是新旧党争的缩影。

这个事情，不可谓不大，赵佶本来想把这件事冷处理，就等他们吵一阵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事愈演愈烈，每天不仅是常朝互相开喷，线下也是互相弹劾，各种弹章都是满天飞，而且到了弹劾现在政事堂的程度了，赵佶真想把他们办公用纸给切断了，让你们自己买纸写劄子，看还能不能写这么多。

赵佶决定还是召集两制以上的大臣商议此事，赵佶问道：“元佑诸相谥号、赠官之事，诸位怎么看？”

新党诸人都默不作声，苏辙率先说道：“官家，臣以为元佑诸相实在是不该如此贬谪，一来是有失国家待大臣之道，二是对有有功之臣太过凉薄，臣以为国家对大臣，既然已经谢世，何妨宽容一些，元佑诸相无甚大罪，何必苛待。”

首相韩忠彦也表示同意，赵佶看了一下，范纯粹等人也都是表示赞同，赵佶一想也是，范纯粹长兄范纯仁也是元佑诸相，他当然希望给自己长兄追赠官职，赵佶看了一下章惇等人，很奇怪的都没有发表意见，赵佶有些好奇，当年打击元佑党人最厉害的就是章惇、曾布等人，怎么毫无反应，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最不愿意给元佑诸相翻案的啊。

赵佶于是有些好奇的问道：“曾相、章相，当时二位就在政事堂，不知道二位怎么看此事？”

曾布笑笑说道：“官家，臣等当时虽居相位，但是此事乃先帝准允的，要是官家更改，当以理由应对天下悠悠之口呢？”

章惇只是拱拱手表示自己同意曾布的意见，这下韩忠彦、苏辙有些麻爪了，韩忠彦的眉头紧皱，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于赵佶来说，这个问题也很棘手。

毕竟从法理上来说，哲宗皇帝是自己的哥哥，自己刚刚继位，就否定自己哥哥在世时做出的决定，是有些不妥的，尤其是哲宗皇帝当时打出的旗号是绍圣，也就是恢复自己父亲神宗皇帝的新法，这就让赵佶很难办了，毕竟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自己刚刚继位就更易父兄的成法，对于赵佶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毕竟天下悠悠之口，万一被有心人利用，说是自己不遵父兄法度，这就很麻烦了。

赵佶自己也是眉头紧锁，一方面他认为当时对元佑诸相的处罚有些过于重了，但是贸然变更先帝的决定，还是有些风险的，毕竟自己所用，大部分还是新法，不想让天下认为自己倾向保守，赵佶有些无奈了，心想要不然就暂且搁置此事，过段时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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