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

“很高兴你能理解。”

她放开我，站直了身子。

同时，她拿出一张名片塞进我胸前的口袋里，力气大得几乎把我的口袋撕裂。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随时打给我，如果我没接就留言。”

“霍桑向来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抗议道，“如果他真的有什么推测，我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给我打电话。”

格伦肖说。

这是命令，也是威胁。

他们离开了。

我愣在原地，看着他们的影子消失在玻璃前门的另一边，我几乎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

六点多，我与霍桑见面了，那时我仍然不知所措，当然他马上就注意到了。

“怎么了，托尼？”

“没什么！”

在列车驶过北线的隧道时，我已经想好了要怎么解释，“我一直在写剧本。”

“迈克尔·基臣还在给你出难题吗？”

“他还没看到剧本，是独立电视台在出难题。”

“你应该坚持写书的，老兄。”

我没有提格伦肖的突然造访，也还没有决定要按照她的命令去做。

但是我清楚，即便告诉霍桑，对我也没什么帮助。

他能做什么呢？保护我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违逆她，她会怎么做？给我开一张超速罚单？干涉《战地神探》的拍摄？没有警察的配合，在伦敦拍剧是不可能的。

像她这样一个恶毒的、患有边缘型精神障碍的警探（我已窥得她的真实面目），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各种麻烦。

我已经给剧组带来了很多麻烦，剧本修改的进度也落下很多。

如果跟格伦肖合作能让摄影进度一路顺风，我当然义不容辞。

海格特地铁站建在山坡上，陡峭的楼梯直达拱门路。

霍桑在自动扶梯顶部的报亭对面等我，我们从较低的出口走向修道院花园路，这是条安静的住宅街，戴维娜·理查森就住在这里。

实际上，我对这个地区非常熟悉，在搬到克拉肯韦尔之前，我在伏尾区住了十五年，当时孩子们还小，我经常带着他们走修道院花园路去上学。

戴维娜的家是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楼型细长，有一个小小的前花园和一条棋盘式的小路，通向带有彩色玻璃窗格的门。

房子在道路右侧，也就是背对着伏尾区公园附近林地的那一侧。

霍桑按响门铃，很长时间之后，一个女人打开了门。

她给人一种一直与生活苦苦斗争却不曾获胜的感觉。

她衣冠不整，穿着完全不搭的衣服：宽松的针织运动衫配一条长裙，脚蹬凉鞋，脖子上挂着一条粗大的串珠项链，栗色的中长发恣意披散着，一双淡褐色眼睛略带绝望。

她看上去疲惫不堪，但在开门时仍然面带微笑，好像她一直在盼望着有好消息到来，等着彩票站的工作人员前来告知她中奖了，抑或是与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兄弟久别重逢。

当她意识到我们的身份时，有些失望，但她竭尽全力将其隐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