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没有卡拉ok，没有&ldo;我爱记歌词&rdo;，甚至很少能在电视上看到音乐录影带，记录歌词主要还是靠一双&ldo;肉耳&rdo;，间或闹出&ldo;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笨驴&rdo;（伴侣，《恋曲1990》）和&ldo;爷爷想起妈妈的话&rdo;（夜夜，《鲁冰花》）这样的笑话，真是再自然不过了。

某些疑难歌词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买来盒带，打开封套的时候才能揭晓‐‐说&ldo;金主&rdo;不算夸张，从六块八到七块九再到九块八，盒带向来都是童年的奢侈品。

不过，当时正式引进出版的盒带因为要经过层层审批，比起电台来，它们与境外同步的速度永远都滞后好大一截。

记忆中最轰轰烈烈的一次&ldo;团购&rdo;盒带的行动发生在初二。

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小虎队在二十多年前红成什么样，如果非要类比的话，不妨设想：把韩庚、周杰伦和李宇春绑在一起打包组团，可你不能一想他们就上网搜点东西来解馋；无论是消息、歌声还是形象，你都得透过极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

《青苹果乐园》在西藏路音乐书店开售的那一天（说来奇怪，当时并没有成熟的营销链，甚至没听过&ldo;首发&rdo;这个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几个消息灵通的同学早早就知道），还没等挨到中午，我的心跳就开始加快，只觉得四周处处弥漫着出逃的气息，随时要溢出来。

三个自行车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为代表，收齐十几份钱（平均两三个人一盒），从杨浦区双阳路一直骑到西藏路。

现在想来，也只有在荷尔蒙过剩的年纪，才能唱着&ldo;周末午夜别徘徊&rdo;，顶着西北风，轻易打发掉这一个多小时的艰苦跋涉。

至于我这个班长，必须替他们编一个缺席政治课和英语课的完美借口‐‐在市重点中学里，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桩考验智商和刷爆rp的任务。

那时候，时常会看到城市里的行道树上缠绕着一大卷棕色的磁带，我总觉得那是某盘质量欠佳的盒带卡在机器里，最终被愤怒的主人扯出来扔到窗外，就势挂在了树枝上。

与此形成美学对称的是那些半明半暗的角落，出没着一种叫&ldo;拷兄&rdo;的人‐‐对于那些渐渐不满足于引进版盒带的歌迷来说，这些人既可爱又可恨。

说可爱，当然是因为他们神通广大，两周前在香港上市的带子，他们就能弄过来，用收录机转录在tdk空白带上，附一张封套的黑白复印件‐‐它们往往模糊得令人发指，从那上面看歌星的照片，你会觉得梅艳芳和蔡琴长得没什么区别。

六十分钟的空白带要比原版母带的时间稍长，通常&ldo;拷兄&rdo;会从别的带子上扒两首歌填满那些空白，如果这自制的bontrack挑起买家的兴趣，就等于为下一单生意提前做了广告。

说他们可恨，是因为这些拷带比音像店里的正规引进版还要贵上至少两三块，买一盒足够吃三四碗大排面。

念中学时，我既没钱也不敢跑得太远，只能听男同学们描述延安路中图公司门口和五角场这两个著名的拷带据点，他们通常添油加醋，将整个过程形容得有如地下党接头般惊心动魄。

最后，在经过我刻意加工的崇拜的目光中，他们会乐意借两盘听厌的带子给我，让我回家制作&ldo;拷带的拷带&rdo;。

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介质，我迷上了黄舒骏和een。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一上大学，活动范围终于突破两点一线后，很快就在吴淞路海宁路口的胜利电影院旁边找到了&ldo;组织&rdo;。

我记得，无论天上阴晴雨雪，那个拐角总也照不到阳光，地上总有一摊水。

我还记得，那个戴眼镜的拷兄总是背着大包坐在那里打盹，这样就省得顾客在摊位上一盘一盘看过去的时候他还得费神招呼，弄得大家没话找话。

不过，每当我找到一盘心痒的目标时，他都会适时睁开眼睛，恰到好处地补两句背景材料以显示专业水准：&ldo;这个录的是黑胶唱片，买就赚了&rdo;；&ldo;这人冷门，可我有全套，你要下礼拜我给你再拿几盘过来&rdo;……时至今日，我都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掌握顾客心理的小贩，既做成了生意，又让一个总想窥视城市隐秘的乖孩子，不至于被过于热情的阵势吓跑。

不过，此时拷带本身已经快要走到头了，它的升级版‐‐盗版cd很快就要将它驱逐进地下文化史册，而后者，连同所有的正版唱片，紧接着又被互联网共和国逼到如今苟延残喘的境地。

不过，在回到高效而乏味、让想象力无处容身的今天之前，还有一个名词解释可以供我多缅怀一会儿旧日时光：打口碟（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