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零八个月，陈君葆为了保存图书馆所藏书籍，在敌人监视下埋头整理所藏书籍，但对失去的一百一十一箱属于自己国家的宝物，仍念念不忘。

战火中，损失文化财产，其实也非他一人之责，可是，对他来说，却感到责无旁贷。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就立刻展开追查，包括到各仓库去追问存仓有没有那批书。

一九四六年一月，陈君葆知道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执行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乃托请代为留意那一百一十一箱书的下落。

一九四六年六月，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带来好消息，信中说：

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刻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

还希望陈君葆立刻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

这一消息，给他寻书的一线曙光，他立刻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请杭氏必须加速追寻失书。

皇天不负有心人，同年七月，杭立武来信报喜，说一百一十一箱书已经找回了。

试想如不是陈君葆战后毫不放松的追寻，写了无数报告，这批善本书恐归国无日。

日本投降之后，中国百废待兴，试问派驻日本的人怎会留意藏于上野公园的失书？

四

回头说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

当时存于香港大学图书馆的中英文书总数约为二十四万一千三百多册。

其中多是中外人士在战乱期间托存的，也有上文所述各大图书馆所寄存的，日本人最重视文物文献资料，只要看封查图书馆，是他们攻占香港三四天后就赶着做的事便可知道。

陈君葆不卸责，不逃避，孤身前往日宪兵部，面对审查，事后又答应日人继续留任图书馆主任，与没走散的馆员一起埋首整理馆藏图书，可以说忍辱负重，与图书馆藏书共存亡。

馆员刘国蓁于十多年后回忆该段日子，用了“茹苦含辛”

四字来形容。

五

陈君葆还为香港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在兵荒马乱之际，人命难保，谁会关心一些不可衣不可食的“废纸”

？陈先生说在沦陷初期，他发现无数政府档案例如生死注册处的册籍，散放在中环邮政总局内，没人理会。

他清楚知道这是香港政府和市民的历史凭证和身份证明，就几经辛苦设法把这等档案运回港大图书馆去，为政府保护可供日后参考的资料，及为战前出生市民保存了身份证据。

另外，尽量搜集因战乱而散出的各大学、中学所藏书。

以他专业知识，无私的态度，抢救了无数书刊。

胜利后，陆续归还原主。

正因有些物主已不知所踪，只好仍归港大。

令图书馆书籍不单保存完好，还增了无主可还的书，这完全是陈君葆一人的功劳。

英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香港后，对本地有贡献的人，论功行赏，一九四七年颁给陈先生obe勋衔。

港督杨慕琦爵士在贺函中，赞扬陈君葆说：

香港政府期望能就市民于一九四一年抗战期间及其后沦陷时期的英勇行为、牺性精神，以及尽忠职守的表现，对他们致以最深的谢意。

这段赞词并不是徒然的官样文章，是真实的写照。

陈老师晚年仍是关心中港两地文化工作，退休在家与书为伴。

我知道他几十年日记不断，诗作亦多，曾问他会不会写回忆录，他说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值得记的，而每当提及许多与他有关联的大事，例如协助宋庆龄主理“保卫中国同盟”

、追查藏书失去事等，他都多提别人，少提自己，现在细读他的日记，也只见冷静叙述，没半点夸耀一已之功。

这种修行：做了好事大事，不居功不夸已，而甘受寂寞，实在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