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代表们的姿态是完全可了解的—工人阶级尽管在政治范围的斗争上暂时失利，但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和反动的港英势力抗争，他们坚持他们最基本的权益，不容剥夺—尽管当时（以至今日），那些“既得利益阶层”

的利害结合，已经毫不容情地把意识形态的分野遮断了。

在会议席上，我十分意外地发觉，单刀赴会的嘉道理，面对四、五个能言善辩的工会活跃份子，只有一个“捱义气”

替他“传话”

“通译”

的我在旁而且丝毫没有助阵之力，但这个我日后戏称lawrenceofarabia——因为他是来自伊拉克的犹太后裔——的人物，却不仅能应对得体，而且态度雍容、气派堂皇之极！

嘉道理对工会代表们的处境是同情的，但他暂时帮不了忙，只能等到尘埃落定之后。

他说法律不是他制定的，但大家都必须遵守。

那次商讨没有结果，但嘉道理是大获全胜了。

事后嘉道理认定我的即时传译十分称职，没有在言辞上把事情（甚至仅仅乎是气氛也吧）闹僵，一定要向我表示一点谢意。

于是便邀约我到他圣佐治行的总部作午膳的小叙。

圣佐治行当时也是美侨会所的所在地。

嘉道理和我两人到美侨会所去享用一顿自助午餐。

午餐席上他对我说了不少勉励的话，并且慨叹说在工业总会我可以作出很广泛的贡献，但到他的机构去工作就不免局限了，尽管在待遇上会有很大的差别（这个论点从工业总会的前会长钟士元爵士后来做了中华电力的董事可以得到印证）。

我当时满肚子是别的密圈，对他的知遇之恩一时未能感到太深的印象。

我只记得，在那顿自助午餐席上，他促请我自选菜式，并且说：“让我们多来点叉烧。”

对于一个即使是极端开放的犹太人，在这种自助餐的公开场合，说得出这样的话也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即使他家的嘉道理实验农场繁殖小猪，而且用来送给新界的农人饲养也罢。

三

几年后，我到世界中文报业协会工作，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喻德基教授一同主办了一个新闻报导与社会变迁的研讨会。

当时邀约香港的中文报纸派人参加，参加研讨会的编访人员有邵卢善、梁儒威、潘振良、伍毓庭、冯永立等十多人，都是一时之选。

专题讲者有钟士元爵士、简丽中教授和嘉道理勋爵等。

喻德基要我去约嘉道理勋爵，他十分爽脆，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他没有借社会变迁的角度宣扬他和他终身不娶的兄弟horacekadoorie如何获得声望极隆的agsaysayaward的事迹。

也没有说他家在上海发迹、办学的往事。

他提到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在上海的集中营，也只不过如同提及香港早年把山路辟为驰马径一类的掌故而已。

不知道喻德基有没有因为他的琐碎而失望，但我是衷心感激他之所以答应我出席研讨会，纯然是对我念旧之情。

从这些小事我们也许瞥见犹太人在远东的社区的一切梗概。

能否补《犹太人的世界》之不足，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孙立川

“人间国宝”

饶宗颐

那一日与饶宗颐教授有约，想去他家附近的一家叫作“鼎泰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