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的校外审查是蒋彝先生。

别号“哑行者”

的他，喜画熊猫、写英文游记，又是罗先生的老友。

有次蒋先生又从故乡江西、蒙受当局招待而回，来港大探望罗先生。

晚辈叨陪座末，面瞻前辈的风采。

嘻嘻哈哈之际，不知谁提起“中古民主前途”

之类不大符合现场气氛的问题，蒋先生平平静静地说：“中国老百姓，要什么民主呢！”

我到现在还不懂得怎样接口。

话说远了，还是拉回更早一些、那罗师的日子。

和罗老师当年算是“同行”

而相处如友国的，是特一制主任庞德新先生，年富力强，有冲劲、有创意，出身港大中文系。

据传战后有位洋讲师被学生反诘得哑口无言、羞愤自杀，庞先生当时可能有第一手的经历。

他好像也念过罗师。

书香世代。

听说早年在皇仁任教，有次胃病入院，认识了那位照顾他的美丽护士，就是后来的师母，庞先生是爽朗明快的人，我就被他分派到他旧情犹在的筲箕湾官中和皇仁实习。

有次，他慌慌忙忙地召见我：

“为什么这堂实习大失水准？”

“？”

“就是这一堂。”

“？——咦，阮先生好像没有来过呀。”

“不，他看过你。

这就是他的报告。”

“？”

“咦，对了，为什么他用射字？……”

那一课是原来的女教师上的。

我替代实习的是她另外一课。

不要紧，忘记了什么时候听来的英文格言：toerrishua，tofivedive。

庞先生有次也在家里举行感恩崇拜，在好几年之后，那时他是会考历史科主考。

好像试题和他用笔名写的参考书被人指摘说有疑似的关系，闹了一些风潮。

后来庞先生就从政府退休，转到联合书院当讲师了。

刚才提到那位阮雁鸣先生，实在也有不少优点。

高高大大望之俨然。

挟着一本小册子，一进课室便从容开讲，口若悬河，十分动听。

不大要看小册子；而一年终结，我们记下的东西也只是一本小册子，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我和两三位“少数民族分子”

——到大学毕业还不懂打乒乓球的少数族类——可以有更多时间，到休息室拿起最简陋的木板球拍，较量切磋，可惜以后就各散东西，不能华山论剑了。

罗师一年，虽非浪费，也近于无谓。

不过总比几年在大陆关入牛棚的人幸运就是。

到夏天，辛苦一年的最重要的阶段到了——四处谋职。

当时庞主任高兴地告诉我：实习和论文成绩都很高，可以得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