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访问白宫倒很简单，除费和我外，尚有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申报》总编辑陈训，英文《大陆报》总编辑张国勋和天津《民国日报》社长卜青茂。

由中央社华盛顿分社主任与卢棋新陪同前往。

当时，美国方面安排我们出席杜鲁门总统的记者招待会。

会后由总统新闻秘书罗斯陪同杜鲁门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我们，彼此寒暄了一番，并未谈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卢汉在昆明易帜。

我决定从东京经香港回昆明接出家眷。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了香港，找到彝民兄嫂伉俪，老费对我的做法，期期以为不可。

我告诉他已得卢汉同意飞机降落的回电，他指出：“云南既已起义，不能不听北京的指示。

根据我（费彝民）的理解，在云南真正当家的，自宣布起义之日起，可能已是地下党，而不是卢汉。

卢汉固然给了你同意自由来去的覆电，如果地下党不同意，怎么办？你虽已脱离国民党，但跟国民党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飞机在炮火连天声中翩然下降，必然被怀疑负有重大政治任务，到时候，百口莫辩。”

他的结论是：“老弟，不要自恃‘艺高人胆大’，如果有去无回，那就惨了！”

我因血气方刚，并过高估计自己，认为大江大海的风浪都闯过，回一趟家乡，算什么。

从未冷静分析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纯凭主观的冲动，等到飞机门打开，作了阶下囚，再回想彝民老大哥的金玉良言，悔之晚矣。

不过，从这段话也反映了费彝民这人是重朋友之义的。

从另一件事上，也可以反映出，老费这个人对朋友重义。

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在《大公报》社长室接受费彝民兄的接风宴，这是我从昆明到香港重获自由的第三天。

因为一别近三十年，彼此都是兴奋异常。

在座作陪的也是陪我从北京到港的黄文放兄，对于我们两个人所表露的重逢喜悦，颇为感动，称为“有古人风”

。

当时，中国旅行社把我接待在九龙百乐酒店，给予非常周到的照顾。

但我觉得，自己出来的目的不是享受生活，而是为民族尽点责任。

如果长期接受招待下去，必将失去记者的独立性而有违初衷。

于是，在抵港第八日，与中旅告别，迁到青年会，既没有冷气，又没有单独浴室的小房间里。

虽然居室狭小，但心胸广阔，有重获自由的感觉。

对此，《新闻天地》的老弟兄们自然同表支持；难能可贵的是费彝民兄也表示赞同。

我明确地告诉他：“统战饭”

不能吃。

他的回应是，“尊重你的决定。

站在老朋友的立场，建议你先不忙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多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情况再讲话为好”

。

使我感到费这位朋友，立场虽站在共产党一边，他到底有一定的民主素养，能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

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我在胡菊人主编的《明报月刊》以陈棘荪笔名发表《三十年大梦将醒乎》长文，在舆论界引起了一阵波澜，很多专栏作家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写的。

老费为此约我谈话，问是不是我写的，我答复“是的”

。

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接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