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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下棋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共同嗜好: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
白云山的蒲涧寺,观音山的五层楼,文德路的线装书、字画、古董商店,荔枝湾的画舫,财厅前的半瓯茶室……,都是好去处。
甚至为了好奇而光顾“铁板神算”
。
后来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访罗时宪学兄,请他表演“圆光术”
,谈论左道旁门的玩儿,津津有味。
不少人只知道钱先生讲学著书严肃的一面,却不知道他的兴趣是多姿多彩的。
钱先生亦工于书法,笔力刚劲浑厚,起笔尖锐,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笔不苟,他治学态度谨严,写字也如此。
广州解放前,钱先生又避地香港。
大约在五十年代初,与唐君毅、张丕介创办新亚书院,校舍曾经三迁,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后在农甫道。
初期学生很少,因为语言隔阂,只有能听能讲普通话的学生才会就读,而香港却是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因此,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来帮忙。
那时候我在培正中学教书,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我没有听过钱先生的课。
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亚书院探访他,他恰在上课,唐先生招呼我到会客厅闲谈等候。
客厅和课室只是一墙之隔,听到那边语声琅琅,抑扬顿挫,滔滔不绝。
唐先生说,他一讲就两小时,快下课了。
不久他从课室走出来,拍拍长袍袖上的粉笔灰,两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原来他讲课是不用讲义的。
这件偶然碰见的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亚书院搬到农甫道的年代,阵容已经相当壮大,学系增加了,学生人数激增,俨然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学院。
当年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高等学府只有香港大学,门禁森严,不容易进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亚、崇基、联合、浸会等书院。
新亚以文史科为主干,在钱先生的盛名号召之下,攻读文史的学生特别多,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新亚弟子,后来不少人也是我在罗富国师范学院和港大中文系时的学生,谈起钱先生,无不以及门为荣。
香港中文大学于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在筹备期间,钱先生不大愿意参加,因为一入“壳中”
,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违发扬中国文化事业的初衷。
但在这个现实社会,办学如果没有政府资助,是难以支持的。
还有教授讲师们的待遇问题,一登龙门便“薪”
价十倍,于是钱先生终于“俯顺群情”
了。
他在中文大学似乎不很愉快,新亚书院院长的任期也不长,跟高层人员相处也不融洽,也许由于西风还在压倒东风吧。
他血压偏高,一动气就急遽上升,开会之后往往要马上看医生。
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几年就干脆退休了。
他退休后,我们往来又多起来,不少学府秘辛、儒林外史都为谈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识的,虽然已归道山,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