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廊里有了新的动静：穿着灰色长罩衫的寄生虫‐‐‐一个躲在后方的壮健的小伙子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我们的五份li粮和十块方糖。

我们的&ldo;耳目&rdo;围着食物团团转：虽然现在免不了要用抓阄来决定一切，面包头和添头的多少、面包皮脱落的程度都要考虑在内，一切让命运来决定吧（哪里没有这种情形呢?这是我们多年全民挨饿的产物。

在军队里分一切东西也是这样做的。

德国兵在自己的战壕里听的多了，便学着逗乐说：&ldo;给谁?‐‐给指导员!&rso;&rso;）‐‐但&ldo;耳目&rdo;只要把所有的东西拿一下，便会在手掌里留下面包和糖的分子的薄层。

这些四百五十克的没有发起来的半生不熟的面包内瓤跟稀泥一样，一半是用土豆做的‐一就是我们的&ldo;拐杖&rdo;和一天的中心事件。

生命开始了!一天开始了，这才是真正开始了!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问题要解决：他昨天把口粮处理得是否正确?用细线把它拉成小块?或者贪心地掰着吃?或者一块块掐下来慢慢吃?等到茶来再吃或者现在就动手干?留到晚饭时，或者只留到午饭时?留多少?

但除了这些内容贫乏的犹豫外，手里这块水分多于粮食的一磅重的东西（法斯坚科说，现在莫斯科的劳动者吃的也是这样的面包），还能引起多么广泛的辩论啊!（我们的舌头现在也好用一些了，手里有了面包，我们已经是正常人了!）这种面包里到底有没有粮食呀!这里面都是什么掺合物啊?（在每个监室里总有个把对接合物很懂行的人，因为在这几十年内谁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开始了议论和回忆。

二十年代烤的还是多好的白面包呀?‐‐大圆面包、松软、多孔，上面的皮是红褐色的，涂了油，下面带着点炉灰和炉底的棱角。

一去不复返的面包呀!一九三0年出生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面包!朋友们，这已经是禁区了!我们约定好一句话也不谈吃的。

走廊里又有了活动。

送茶水来了。

另一个穿着灰罩衫的大小伙子拎着水桶来了。

我们把自己的茶壶拿到走廊里，凑近着他放好，他便从没有漏嘴的桶里倒到茶壶里，同时拨到道上。

而整个走廊是擦得锃亮的，像在一级旅馆里那样。

很快就要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生物学家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从柏林送到这里。

在卢宾卡好像给他印象最坏的莫过于把水泼到地上这件事了。

他认为这是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全体）玩忽职守的一个明显标志。

他把卢宾卡存在的年乘上每年的七百三十次再乘一百一十一个监室‐‐结果发现：二百一十八万八千次把开水洒在地上，加上同样的次数拿抹布来擦掉，要比做一些带漏嘴的桶容易些，他为这件事还要生很久的气呢。

这就是全部干粮。

至于稀的，是两顿接连着来，下午一点和四点，然后是二十一小时的回忆（也不是有意作恶：厨房需要快点煮完下班八

九点钟。

早点名。

老早就听得见特别响的钥匙转动声，特别清楚的敲门声‐‐前来接班的本层楼的值班中尉，像&ldo;立正&rdo;那样站得笔挺，跨进监室两步，严厉地瞧着我们这些站起来的人（政治犯是可以不站起来的，但这一点我们都不敢想）。

把我们数一下对他并不费事，眼光一扫就行了，但这一瞬间是对我们的权利的考验‐‐要知道我们也是有着某些权利的，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权利。

我们不知道，他也必须对我们隐瞒起来。

他们在卢宾卡学到的看家本领就在于完全的机械性：没有表情，没有语气，没有多余的话。

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

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

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

他不是问：&ldo;你哪里不舒服?&rdo;，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ldo;不舒服?&rdo;，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

清楚了。

牙齿?拔掉。

可以上点砷制剂。

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