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武装上被粉碎，但在政治上并没有悔改。

他们没有跪在宣布自己为政府的人民委员会面前求饶。

他们继续顽固不化地认为以前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他们没有当即承认自己二十年的政治路线的破产，但曾请求赦免他们，解散他们，请求当局不再认为他们是一个政党。

根据同样的理由，所有在地方上和边疆区先后出现的那些政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萨马拉的、乌发的或者鄂木斯克的、乌克兰的、库班的、乌拉尔的或者外高加索的，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人民委员会以后宣布自己为政府的。

第二条罪状是：他们的行动加深了国内战争的危局，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和六日，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因而成为反对工农政府合法政权的暴乱分子;他们支持自己非法的（普遍、自由、平等、秘密和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立宪会议，反对合法地驱散那个会议与那些示威者的水兵和赤卫队员（立宪会议心平气和地开会能产生什么好结果呢?只可能引起三年国内战争的大火嘛。

国内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全是因为全体居民们没有同时地和驯顺地服从人民委员会的合法法令）。

第三条罪状是：他们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就是那个没有把俄国的头砍下来而只是砍下一部分躯体的合法的救命的布列斯特和约。

起诉书判明，这样一来就具备了&ldo;叛国和旨在把国家拖进战争的犯罪行为的全部要件&rdo;。

叛国行为!这也是可以任意颠倒的一种玩意儿。

你怎么摆，它就……

由此也就产生出第四条严重的罪状：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当德意志帝国勉强撑持对协约国作战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个星期的时候，信守布列斯特和约的苏维埃政府一列车一列车地运送粮食并每月交付黄金支持着德国进行这个艰苦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则阴险地准备（甚至不是准备，更多是照老习惯反复讨论：如果……那该……）在这样的一趟列车开出前炸毁铁路，把黄金留在祖国就是说他们&ldo;准备犯罪性地破坏我们的人民财产铁路&rdo;。

（当时还不觉得害臊也没有隐瞒不错，是把俄国的黄金运到未来希特勒的帝国去，念了历史和法律两个系的克雷连科也没有想到，他的助手们也没有一个人悄悄提醒，如果钢轨是人民财产，那末也许金条也算?……）

从第四条罪状中不可避免地会引伸出第五条罪状来：社会革命党人打算从盟国代表手里拿钱来购置进行这次爆破用的技术器材（为了不交黄金给威廉皇帝，他们想从协约国拿钱）而这已经是极端的叛变行为了!（以防万一起见克雷连科嘟哝说，社会革命党人同鲁登道夫的司令部也有过联系，但找错了主，就离开了。

）

由此到达第六条罪状就完全不远了：社会革命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当过协约国的间谍!昨日是革命者‐一今天成了间谍!这在当时听来一定是爆炸性的。

从那以后这条罪名层出不穷，简直叫人倒了胃口。

还有第七条、第十条这是同萨温科夫、或者同费罗宁科。

或者同立宪民主党人、或者同&ldo;复兴同盟&rdo;（它有过没有?……）或者甚至同反动大学生、或者甚至同白军进行合作。

这就是检察长（在审判前给他恢复了这个名号）巧妙地拉出来的一长串罪状。

是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罢，或者是坐在讲台后面突然得到的灵感也罢，他找到了一种同情者的肺腑之言和朋友式的责备语调，在以后的各次审判中他对这种语调用得越来越熟练，味道越来越浓，这种语调在三七年收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

这种语调的目的就是要在审判者和受审者之间寻求一致，共同对抗其余的整个世界。

这个曲调是在受审人最喜爱的那根弦上演奏的。

公诉人对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与你们可都是革命者呀!（我们!你们加我们等于我们!）你们怎能堕落到去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呢?（这时你们的心大概就要碎了!）同军官们联合呢?何苦要把你们设计的出色的秘密活动技术教给那些反动大学生?（这是十月政变的特别性格：同时向所有政党宣战，又立即禁止它们互相联合&ldo;没来抓你，别签名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