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在家里的果然是周修达。

光看外表，他其实是个绅士派的人物，窄脸直鼻，打一条灰色围巾，穿驼色大衣。

他客气地恭维了余母几句，又一本正经说着谎话，“余颂是个很有天赋的学生，今天她的演奏彻底惊艳了我。

她完全是个天才，只是缺一个好的老师。

当时我是评委，不方便和她说，所以等比赛结束后，我特地找到主办方，要来了她登记表，根据地址找过来。

我是很想收她当学生，但还是想问问您作为家长的意见？”

余母特意在网上搜了这个名字，他是二十一岁就在国际钢琴四大赛的柴可夫斯基赛中得了名次，之后又是欧洲巡演，出唱片，可谓青年得志。

这样知名的青年钢琴家，其实轻易是不愿意收学生的，更不必说是如此屈尊降贵到出租屋来寻人。

余母感激道：“您愿意收余颂，当然是好事。

我真的感谢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是费用方面，半年以上的学费，我实在一下子拿不出来。

因为那边的梅老师，刚交了一轮钱。

您这里能不能先缓一缓？”

“没事，我不收钱。”

他盯着对面剥落的墙灰，道：“我知道你们手边不宽裕。

其实按课时收学费，都是没眼光的老师做的，生怕学生跑了。

我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不收学费，只签合同。

将来余颂出道后，她的一切合约分成我要拿35，不含税。”

“这样也行？”

“到时候我把合同拿来，给你们签字。

余颂现在还没有身份证，您作为监护人代签。

等她长大了，再加一份补充合约。

这个条件可以接受吗？”

余母自然满口称是。

她虽然对女儿寄予厚望，但想象往往是模糊的。

合同，这一法律性的存在，立刻让余颂成名的未来变得清晰起来。

钢琴家一出名，就能开演奏会，出唱片，上节目，甚至代言拍广告，每一笔都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