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说话，萧倒说了，“我查过记录，你仿佛在公司里不大如意。”

“也不算挺不得意。”

我微笑。

“上半年的表现不大好，是因为家事的缘故吗？”

我喝一口酒，“下班了，不想说公事。”

他点点头，“你好象不大喜欢争。”

我还是微笑。

怎么争呢？老板有电话来，我与别人同样坐电话机羊，别人有胆子把我伸出拿听筒的手挡开，喝声“我来！”

就咕咕哝哝跟老板说起来。

怎么急呢？

我说；“我是有点惰性，也相信命运，不过他们老说：性格控制命运，所以也不能怪人”

。

“也不想改？”

他问。

我说：“哪里还有得改？三岁看八十，都二十多岁的人了，哪里有得改？”

他说：“是没有必要，不是错就不必改，每个人性情不同，是以有些人适宜从商，有些人适宜干艺术。”

我笑，“我空有艺术家的架势，而没有艺术的天分。”

顺手干了手中的酒：“晚了，萧先生，我想走了。”

“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大家同事，何劳送来送去的。”

“但是……”

我到门口，伸手招了部计程车，便坐上去，“再见。”

我说。

第二天在公司见到他，绝口不提前一天的事。

后来那些货的合同、交易，就交在我手中，忽然获得信任，我精神稍佳，我同我自己说：仿佛有一丝阳光了。

同事们对我发生了新的兴趣，不那么排挤，但到这个时候，我对世道已惯，此心倒处悠然，也无所谓了，天无绝人之路，一切事要处之泰然。

连董小姐都对我不错，我发觉她与都不喜欢来不及拍马屁的下属。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奉承，但大多数人都比我滑头，他们没进公司，已经把人与打听得一清二楚，一开头就知道怎么做，姿态美妙，效果自然不同凡响，我实在太懒散，现炒现卖，加上家庭变帮，更没心情去兴轰轰地办事，也是应该如此。

但脾气怎么改呢。

不可能有得改。

我是跟了爹那不浪遗传，他一辈子穷教书，一辈子没得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