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这个热情而没有耐心的西班牙人的极端异端的思想，并没有寿终正寝。

米圭尔&iddot;塞维特斯过去那种好寻根究底和不知疲倦的脾气，依然在激励着他。

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时，他就象是在发高热一样。

他的思想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它寻求着发展和自由。

每一个思想家，一待时机成熟，他的主要思想便不可避免地要寻找出口，其势就象扎刺寻找从化脓的手指上流出去：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寻求分娩;膨胀的果子寻求脱壳而出一样不可阻挡。

象塞维特斯那样一个热情和过分自信的人，终究不会容忍他独家所有的指导性思想受到压制。

他有一种推动世界同他一起思想的不可抑制的热望。

对于他来说，看到新教领袖们继续在传播他认为是错误的教条（如婴儿受洗和三位一体）是一种经常性的折磨。

基督教徒怎能继续被&ldo;反基督的&rdo;错误毒害呢?为了真正的信仰而直率地宣布他的使命，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吗?我们不能不认为，在那被迫缄口的年月里，塞维特斯看来在精神上备受了痛苦。

没出口的语言在他心里翻滚着。

作为一个亡命之徒，作为一个安全就是一切的人，他得不让看到，他被迫保持缄默。

塞维特斯最后决定找一个同情者通信，以求进行智力上的对话。

因为在他目前的住所里，他不能冒和任何人当面讨论神学信念的危险，他只能用文字秘密地进行讨论。

塞维特斯的灾难在于：他盲目地选中加尔文作为他信得过的神学家，他希望这勇敢和革命的革新者，愿意赞同更大胆地对《圣经》进行解释。

在结交加尔文方面，塞维特斯也许只是在和一个老朋友叙旧，恢复很久以前早应开始的对话。

在大学时代，他们肯定在巴黎碰到过。

但是直到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iddot;德&iddot;维仑努成为维也纳大主教的常任医官以后，他们才通过约翰&iddot;弗莱朗，里昂的学者和印刷商，作为中间人开始通信。

塞维特斯先写信，他迫切地、喋喋不休地向加尔文提出要求，希望他反&ldo;三位一体&rdo;的论点赢得这最卓越的宗教改革神学家的支持。

一开始，加尔文复信的口气象是在改正错误的信条。

加尔文自信他的责任是把迷途者引上正路，把迷途的羊引人羊栏，加尔文尽最大的努力使塞维特斯认识错误。

但到最后，他被塞维特斯所使用的傲慢和放肆的口气激怒了。

塞维特斯自信地写信给加尔文，那固执己见，稍有抵触就动辄发火的独裁者：&ldo;我已一再向你解释过，你因无视三个神圣的实质性问题的巨大不同而走上了错路&rdo;，这就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魔鬼的痛处。

最后塞维特斯竟胆敢送给那著名的作者一本《基督教原理》，那西班牙人好象学校里的教员对付小学生的作文一样，在书页的空白处，标出他认为是错误之处。

不难理解，那日内瓦的独裁者，对一个业余神学家的如此狂妄会怎样愤怒了。

&ldo;塞维特斯攫取了我的，用辱骂性的评论玷污了它，很象是一条狗叼了一块石头啃个没完，&rdo;‐‐加尔文如此轻蔑地写信给他的朋友法里尔。

为什么他要浪费他的时间，同这样一个无可药救的白痴争辩呢?他一脚踢开塞维特斯的论点，摆脱了它。

&ldo;那家伙的话就象驴鸣，对此，我一概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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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走运的堂吉诃德，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不是察觉到在同自满的装甲者对抗，却重新发动进攻。

他手持长矛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