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烧死塞维特斯是一个划时代的步骤。

他以此迅速结束了宗教改革为之斗争的&ldo;基督教徒的自由&rdo;。

加尔文超过了罗马天主教会。

为了自己的荣誉，一千多年来，在仅仅是因为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基督的教条，而把一个人活活烧死这个问题上，罗马天主教会要比加尔文踌躇不决得多。

而加尔文，在他独裁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里，就把向他挑战的人活活烧死，由此建立了他的精神暴政。

从道德的观点上来看问题，这一行动可能比托圭玛达所有的罪行更可憎。

塞维特斯不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被杀死的，因为他从来也不是无神论者。

他之被害是因为他否定了加尔文的某些论点。

几百年之后，日内瓦自由市民为自由思想者塞维特斯树立了纪念碑。

把塞维特斯说成是一个&ldo;时代的受害者&rdo;，任何为加尔文开脱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蒙田是那时代的人，卡斯特利奥也是那时代的人。

送塞维特斯上火刑柱的，并不是时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尔文的个人独裁。

不诚实和迷信可能是某个时代的特征，但作为一个特别的不端行为，加尔文犯的罪行应由他自行负责。

从塞维特斯殉难的那一刻起，对加尔文的义愤就迅速增长。

甚至加尔文正式的辩护士贝齐也不得不承认：&ldo;那可怜的人的骨灰未寒，关于异端是否应受惩罚的辩论就冒头了。

有些人主张应镇压异端，但不处极刑。

而另一些人则希望让上帝来惩罚他们。

&rdo;我们知道，虽然贝齐总是倾向于对加尔文的一切作为大加颂扬，但在这件事上是极为犹豫的，加尔文的其它朋友们就更踌躇了。

梅兰克森，曾亲自野蛮地辱骂过塞维特斯，写信给他&ldo;亲爱的兄弟&rdo;加尔文这样一封信：&ldo;教会在现在和在将来都感谢你。

日内瓦官员处死这个渎神者的做法好极了。

&rdo;甚至还发现有这样一个名叫麦斯克勒斯的学者和狂热分子在当时作了一首赞美歌‐‐永恒的&ldo;背叛圣职者&rdo;，但那些是唯一出自内心的赞美声。

苏黎世、沙夫豪森和其它地方的宗教会议远比日内瓦所希望的冷淡。

虽然在原则上他们看来会那样想：把&ldo;过份狂热的&rdo;宗派主义者威胁一下也好。

毫无问题，他们会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新教第一次由于信仰问题而采取的行动，第一次消灭不信奉国教者，并且，这件事不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城墙之内，而由约翰&iddot;加尔文承担了作出那可怕决定的臭名。

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

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从精神上来作分析，&ldo;胜利&rdo;和&ldo;失败&rdo;这两个词都获得了新的意义。

从此以后，我们一定要永远不停止去提醒整个世界：它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丰碑，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才达到昙花一现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没有抵抗力量、被优胜者暴力压倒的人们‐‐正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精神上的自由、为最后在地球上建立人道主义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所压倒一样。

但是，如果说这些同样信仰的人，除该死的、懦怯的赞美之外，什么也没有干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却很快地就听到了敌对的声音。

当时最杰出的法理学家弗朗修斯&iddot;鲍德温明确表示了意见：&ldo;我认为，加尔文没有权利对宗教教条的论点开创刑事执行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