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不仅自己注重学习和研究问题，而且当年对下属、对青年学生都如此劝导。

他在建设西康时，就曾这样要求下属：&ldo;无论是在军队服务的也好，是在建委会服务也好，大家在公余之暇，总要多多用功研究学问以培养自己能力。

现在是一个竞争的时代，是一个比赛的时代，我们各个人自己要能够与人竞争，要能够与人比赛，才能够在现在的世界上生存。

望大家在公余的时候，努力于学问的研究，努力于体魄的锻炼，努力于道德的修养。

精力既集中于学问、体力和道德三方面，你自己不会处处感觉得空虚，会时时教你益加勤奋，不良的嗜好，也就不会再沾染你了。

就是原来有不良嗜好的人，只要你肯从正当方面去研究和努力，这些不道德的事自然一天天就会减少的。

&rdo;在我的印象和感受中，祖父对于知识、对于有知识的人，对于思想、对于有思想的人，非常尊重。

这种尊重，不是出于礼仪或敷衍，而是发自内心。

在这个方面，我想祖父深受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蒋百里先生的影响。

他曾经引述蒋百里先生的话来阐述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ldo;蒋百里先生曾说：&lso;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合作，则其事业成；不合作，则其事业败。

&rso;……古人所谓&lso;人存政举，人亡政息&rso;，与&lso;得人者昌，失人者亡&rso;这四个&lso;人&rso;字，都可以说是有知识或有理论的&lso;人&rso;&rdo;。

作为1949年以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祖父深知军事力量、资金实力、政治谋略、纵横捭阖的权术之重要，但也深知这些力量的局限。

祖父曾坦言：&ldo;老实说，现在世界上的社会政治，哪一处不是受几个科学家的指挥。

&rdo;读到这段话，我不由想到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写下一段名言：&ldo;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

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

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

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侵蚀力之大。

&rdo;这是一段经常被学者们引用的话。

无疑，它是很为学者的工作提气的。

不过，实践家，特别是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实践家，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把凯恩斯的这段话真当回事。

在我看来，祖父和他们不同，他若读到凯恩斯的这段话，与之是会产生心灵呼应的。

我想，祖父之所以能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在充满激流、漩涡、险滩的政治江河中渡过，与他知自身局限，不断学习，重视知识和思想的发展更新有密切关系。

如同许多中国人一样，祖父既把读书作为启发思维，获得知识的途径，也作为磨练心性的方式。

他在政治上起伏跌宕，读书成了其定力的来源。

他曾经谈到孙中山先生不怕失败的精神和其读书之间的关系，既表达了对中山先生的毅力的敬佩，也以此自勉，并反映了他对读书和心性磨练间关系的体会：孙中山的一种精神&ldo;是不怕失败&rdo;。

&ldo;他这种精神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他有毅力。

他的毅力，又从何处得来呢？是从读书得来。

因为爱读书，得有真知灼见，就能固其信力，有了自信力，故能坚强其意志，而产生出毅力。

有了毅力，便什么失败危险都不畏怕，不达到目的不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