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软骨来延伸鼻梁，然后用一个奇妙的阿贝皮片技术缝合了他的上唇，手术在演示厅里吸引了一大批学习和观摩的医生。

医生们对手术的效果很满意。

多拉德婉言谢绝了别人举过来的镜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资料图书馆的记录显示多拉德曾借出过很多电影，大部分都是关于外伤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总是隔夜才还。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

他所在的部队的军部在南朝鲜的汉城驻扎，在五十年代末期他为部队冲洗小型的侦察机跨越三十八度纬线而拍摄到的照片。

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两度去香港。

香港和九龙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向往的地方。

外婆在1961年从疗养院被接回家，她的状态是长期服用盐酸氯丙嗪后的无表情的静默。

多拉德申请因需复员并获批了，所以他比计划提前两个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顾外婆。

那段日子对他来说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静的日子。

他在盖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让他请得起一个保姆白天陪外婆。

晚上他们在客厅里坐着，互相不说话。

一台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和打点声是打破寂静的惟一声响。

他看到过母亲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礼上。

他仔细看着她，从她身旁走过，他黄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样惊人地相似。

她也许是个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让母亲吃了一惊。

他的胸很阔，身体壮实，和她一样的漂亮的肤色，还有别致的小胡子。

她怀疑那胡子是从他的头发中移植过来的。

她在葬礼一个星期后给他打了个电话，可是对方的听筒慢慢地挂上了。

外婆去世后的九年里多拉德的生活没有被打扰过，他也没有去打扰任何人。

他的前额平滑得像一颗种子。

他知道他在等待，可为什么而等，他不知道。

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告诉他颅骨里的那颗种子：时间到了。

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个窗户前站着看某个胶片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变老。

仿佛他拿着胶片的双手刚刚在他眼前出现一样，在明亮的光线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皮肤在筋骨上松弛了，而且他的手上开始出现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鳞一样小的细纹。

当他向着光线把手转过去的时候，一股强烈的煮西红柿和卷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个通透。

尽管屋子里很暖和，他却不禁发起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