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刘汝明之轻弃张家口，固然是一大原因，但还有其他错误因素存在。

首先是刘氏&ldo;留其主力于张家口之南，散驻宣化、涿鹿、阳原、蔚县，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杂色部队与敌军对抗……南口特别紧急时，汤恩伯曾电刘，请将其驻涿鹿、怀来附近之某团，向南稍为移动，必要时请其增援，刘亦始终未与复电。

刘之主力尽在后方，张北敌人反攻之时，刘不调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汤恩伯请兵。

……涿鹿为刘汝明基本部队所在，而日机竟未曾以一弹相加。

&rdo;&ldo;但是刘汝明之&lso;不坚决抗战可以缓和日军进攻&rso;之迷梦，终被日军不客气的重压所粉碎。

日伪军节节进逼张家口，……傅主席为大局起见，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击之师，反戈以救张垣之急，刘至此始仓皇调其后方基本部队及炮兵至张垣应战，而大势已去，……张家口以西铁路，被日军截断，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牺牲。

八月二十五日夜间，&lso;满&rso;军先头部队入张家口，刘部仓促败退。

自此日军的目的已达，无利用刘汝明之必要，向之对刘部后方异常亲善之日机，至此成群结队轰炸宣化、涿鹿、蔚县等地，其所用炸弹，尤大于炸汤恩伯者云。

&rdo;（《察绥晋诸战役》，载《文汇年刊》，1939年出版。

）

对于南京与社会各方面的问责，刘汝明并不服气，许多年后，退到台湾的刘氏曾著文为这段经历辩解，认为自己尽到了一个军事指挥官的责任，军队弃守溃败与自己无关，外界盛传的一切皆是嫉妒自己的军队将领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之流造谣与挑拨离间所致。

在提到范长江时，刘说：&ldo;一天，副官递入一张访客名片，上书&lso;大公报记者，十三军顾问范长江&rso;。

我请他进来，交谈不久他即说中央不是真抗日，我顿觉很不中听……范又向我请求两件事，一、由他来负责组织察省民军；二、借给他几千元作为组织费用。

我与范素不相识……且范言论乖谬，我只回答他待我与汤军长商议后再作决定。

他居然又要先借一千元，我当即允应。

那时我尚不知范是共产党，才肯借钱给他。

后来，范擅自往各县组织民军，许多县长纷纷向我请示处置，范对那些县长说，十三军是中央军，我们是&lso;杂牌军&rso;，着县长支持他，准他组织民军。

我命令各县长，倘范长江强要组织民军，就将他捕送省府，范听说我要捉他，就逃走了。

&rdo;又说：自此范长江怀恨在心，&ldo;我离开察省后，他说我在张家口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告弃守。

张家口战役由八月十八日到廿七日历时十天，我旅长马玉田、团长刘田均于是役阵亡。

此外，旅长李金田，团长刘居信、李凤科均重伤，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二百三十员，士兵伍千一百多名。

张家口战役的详细经过及人证，以下尚有说明，由上列伤亡数字已不难想见当时官兵浴血奋战的壮烈情形。

但范长江居然说我一人未伤，一枪未放。

走笔至此，不禁痛骂范长江丧尽天良。

&rdo;（《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

刘汝明的辩解是否属实，此时已无人再顾及了，但从南京政府给予的撤职留用处分看，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国民党军政高层对刘氏的所作所为，恐怕少有好感。

傅斯年所得消息，正是多方面综合情况的反映。

[5、12、13]杨天石《1937年：没有在存亡时刻选择投降的蒋介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