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为人生性老实平和，尽可能避免与人争胜和交恶，但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盘，一旦算盘打得过多，难免令同行看轻。

除此之外，陶、傅交恶，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宣称的&ldo;意识形态&rdo;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

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

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者说大为反感。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

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ldo;勇敢的战士&rdo;云云。

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

萧氏之意&ldo;本来玩玩的&rdo;（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ldo;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rdo;云云。

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

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深恶痛绝。

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

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

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块垒。

文中说道：

萧伯纳&ldo;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

&rdo;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

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

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

章士钊求见，说：&lso;先生在中国很出名。

&rso;他说：&lso;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