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全数布局于&ldo;吃穿用&rdo;等民生产业，这也是以重工业投资为特征的国营经济的软肋。

农民们的技术几乎都是&ldo;偷&rdo;来的，很多国营工厂里的技术人员白天在工厂里喝茶看报，到了周末，便卷着图纸跑出城到乡镇企业里兼职，他们被戏称为&ldo;星期天工程师&rdo;。

国营工厂里的设备和原材料被倒卖到农村，甚至连品牌也被以很低的价格租售给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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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生产出来的食品、服装以及自行车等，无法进入陈云等人构筑的国营流通体系。

一年一度的广州商品交易会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交易大会，很多民营企业家日后回忆道：&ldo;我们没有进场的资格，就用三种办法，一是贿赂门卫混进去，二是从下水管道爬进去，三是在会场外摆摊自建一个非法会场。

&rdo;第三种办法催生出了所谓的专业市场，即农民在一些偏远的农村或城乡结合地带自建各种专业性的交易场所，比如纽扣市场、编织袋市场、食品市场等。

在浙江省，此类专业市场一度多达3000多处，平均每个县就有30个，它们大多没有经过政府的审批，经常遭到驱逐和没收。

在这些专业市场的周边，因交易活跃而又哺育出相关的专业工厂，形成了&ldo;双轮驱动&rdo;的产业格局和&ldo;一地一品&rdo;的块状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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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产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乡镇企业主对金融的需求开始产生。

根据当时的金融政策，所有银行均不得向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

1984年9月，在一家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ldo;方兴钱庄&rdo;。

然而，这家钱庄只开了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上门查封，从此民间金融只好被迫转入地下，并滋生出一个非常庞大、鼹鼠式的地下金融市场。

国有银行对民间企业的歧视性政策持续数十年之久，2010年11月，渣打银行发布的《中国新商帮中小企业融资生态调研白皮书》中指出，有超过四成的民营企业从未得到过银行贷款，而八成贷款期限集中于一年之内，几乎所有中小企业被迫&ldo;短贷长投&rdo;和依靠地下融资客。

在粗放经营、缺乏法律保护的环境中，民间经济仍然令人吃惊地发展起来。

到1986年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实现工业总产值33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出现了&ldo;五分天下有其一&rdo;的格局，中国农民在城市之外新建了一个粗放草莽却肌体强悍的工业化体系。

1987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ldo;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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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权与非均衡战略

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在日后被反复引用，不少观察家据此推导出了一个结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一场政府放任自流、无为而治的民间经济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