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永远是最要紧的。

前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ldo;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

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

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

&rdo;于此，我深有体会。

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相继写作了《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叙述。

2010年，我还出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衍变轨迹。

九年以来，这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我此时的心境，已与2004年决意投入《激荡三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当有所体察。

若说当初尚有&ldo;探访者&rdo;的兴奋心态，那么，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只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著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

吴舒然同学已是一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兴趣。

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均由我承担责任。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ldo;单一的真相&rdo;，&ldo;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rdo;。

195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例外。

吴晓波

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畔

[1]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ldo;序&rdo;第1页。

[5]郭觐：《黄亚生：&ldo;中国模式&rdo;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

[6]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8]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