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将提出两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结论：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ldo;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rdo;，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ldo;结构性缺陷&rdo;，是一个&ldo;建设性结果&rdo;，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第一讲　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ldo;凯恩斯主义&rdo;

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应从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说起。

春秋之前，只有&ldo;天下&rdo;，而没有&ldo;国家&rdo;。

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个诸侯国恪守秩序，相安无事，因此没有任何求变的动机及欲望。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ldo;烽火戏诸侯&rdo;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

从此，天子权威丧失，各国开始火拼，争强求富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孔子称之为&ldo;礼崩乐坏&rdo;，我们则视之为变革的发生。

所谓国家，从来是血腥竞争的产物，这是举世之公理。

从统治者的策略来说，两千年的经济变革以千年为界，切为两截，从春秋时期到12世纪的北宋，变革是基于扩张的需求，而之后到18世纪初期的&ldo;康乾盛世&rdo;则以稳定为主题。

及至近当代，从洋务运动到现今，则出现了救亡、扩张、稳定，再扩张、再稳定的多个主题变奏，这期间的反复徘徊，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春秋有&ldo;五霸&rdo;，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

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

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特别有趣的是，齐桓公并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君主，此公自诩有&ldo;三好&rdo;，好吃、好田、好色，辅佐他的人叫管仲，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很失败的商人，曾经&ldo;三辱于市&rdo;。

就是这样的&ldo;三好先生&rdo;和失意商人，联起手来，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许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

被严重误读的&ldo;士农工商&rdo;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

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

9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

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ldo;贱丈夫&rdo;。

10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

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ldo;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rdo;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ldo;企业家精神&rdo;。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ldo;四民分业，士农工商&rdo;。

这一政策的要点是，把国民分成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规划士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每乡有两千户，以此计算，全国有专业军士三万人，职业的工商臣民一万两千人（均以一户一人计算）。

此外，在野的农户有四十五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