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有资本集团空前强大的同时，民营资本集团出现疲软之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中撤出，或用于奢侈消费，或用于投机牟利，有产者阶层出现了移民潮。

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理由为&ldo;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rdo;，另外，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3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显示，对当前经济仅有25的企业家&ldo;非常有信心&rdo;，三年前为56。

在一个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里，竟有超过七成的企业主对经济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离开，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实。

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从铁本案到&ldo;四万亿计划&rdo;，可以被看成是继1945年敌产国营化及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之后的第六次&ldo;国进民退&rdo;，也可谓又一轮&ldo;放权‐集权&rdo;的历史性周转。

与前五次&ldo;国进民退&rdo;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轮资本博弈中，决策层表现出了极度矛盾和分裂的戏剧性心态，在国有资本的两次大规模挺进中，中央政府又先后两次颁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文件。

由此，我们最近距离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治理的经典性困境：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

决策层对这一冲突并非没有察觉，而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

在2012年3月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改革中的&ldo;两个毫不动摇&rdo;，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那么，这两个&ldo;毫不动摇&rdo;孰轻孰重，一旦前者&ldo;动摇&rdo;了后者，或后者&ldo;动摇&rdo;了前者，又当如何处置?

发展与公平：2013年的双重困境

2012年年底，中共&ldo;十八大&rdo;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此时，改革进入第三十五个年头，中国经济如同一艘帆船，驶进了一段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大峡谷。

其一，&ldo;三驾马车&rdo;成跛脚之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外贸经济受国际环境影响始终复苏乏力，外贸物量的增速只有57，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歇业破产;一直是内需和地方财政收入支柱的房地产从2009年年底开始因过热而遭到严厉调控，受其影响，钢铁、水泥、机械装备等重型产业全行业亏损;中央政府从2012年5月起再次押宝于投资，加大了铁路、城市轨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在2012年，全年gdp增长78，创下自1999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最低值。

其二，货币严重超发，通货膨胀压力巨大。

200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年均的货币增发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广义货币总量从2002年年底的183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万亿元，一举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525。

其三，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因产业转型乏力以及受地产调控的拖累，处于产业中下游的制造业普遍开工不足，而一直依赖土地收入的县市财政捉襟见肘，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从2008年的2万亿元增加到11万亿元，不堪其重。

为了完成经济增长的&ldo;硬指标&rdo;，各地政府不得不&ldo;饮鸩止渴&rdo;，一方面加紧对民间的征税，另一方面仍然疯狂投资。

除了经济面的&ldo;发展困境&rdo;之外，更大的&ldo;公平危机&rdo;发生在社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