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后来回想起来时，又觉得不自在。

鼓励士气的讲话通常只对普通士兵有效，很少会对知识分子起作用。

但现在，尽管高德里曼明明知道丘吉尔的表演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讲话的抑扬顿挫都像交响乐一样，是在事前安排好的，然而，对他还居然起了作用，就好像他是中学板球队队长，在赛前最后一分钟聆听教练的告诫一般，这可真是不可思议。

他回到办公室，抓耳挠腮地想做点什么。

他把雨伞放进伞架，把湿淋淋的雨衣挂好，在橱柜门里的镜子中照了照自己。

毫无疑问，自从他成了一名英国反间谍人员以来，脸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有一天他偶然翻到了一些一九三七年拍的照片，那是在牛津的一个研究班上和学生们的合影。

当年他的样子比现在看起来还要老：脸色苍白，头发稀疏，胡茬不净，还穿着退休的人那种不合身的衣服。

如今稀疏的头发已经不见：中间秃了头，只像修道士似的还有一圈头发。

现在他的衣着不像教授，倒像个企业家。

虽说可能是他的想象，但依他看，他的下巴变得更坚定了，双眼益发炯炯有神，而且更认真地刮脸了。

他坐到办公桌后，点燃一支烟。

新添的这习惯并不好，引得他常咳嗽，他本想戒掉，却发现已经上瘾。

在战时的英国，几乎人手一根香烟，包括一些妇女在内。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她们正做着男人的工作，添些男人的坏习惯也是理所当然。

他吸了一口香烟，嗓子发痒，便咳嗽起来。

他在一个充当烟灰缸的壶盖里把烟掐灭了。

他回想着与丘吉尔的会面。

麻烦在于，他所收到的激励是要他去做一件不大可能的事，而那番激励又没有给他任何具体的启发。

他回想起他写过的一篇论文，研究的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的中世纪苦行僧。

当时，高德里曼为自己选定了一个重要性不大却十分棘手的研究课题：搞清楚那位修道士一段为期五年的旅行的行程。

在这五年间，托马斯有八个月行踪不明，不是在巴黎就是在坎特伯雷，高德里曼也定不下来，这对全篇论文的价值影响极大。

他所使用的资料根本没有这些记载。

如果那位修道士的行止没有记载，那就无法发现他在哪里，事情就是这样。

高德里曼当时年轻气盛，不肯相信就是没有记载，于是，他从一个假定出发：托马斯既没在巴黎也没在坎特伯雷，那他就一定在两地之间的途中。

经过锲而不舍的搜寻，他最后终于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博物馆的航海记录中发现，托马斯登上了一艘驶往多佛的船，而那艘船被风吹离了航线，最终在爱尔兰海岸沉没。

这篇历史研究的论文使高德里曼得以升等为教授。

高德里曼心想，自己也许可以将这种思维方式用于搜寻费伯。

十分可能，费伯已经淹死。

不然，他此刻大概也已经在德国了。

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令高德里曼无计可施的，因此应不予考虑。

他应该假定费伯还活着，而且到达了某一处陆地。

他出了办公室，走下一段楼梯，来到地图室。

他的舅舅特里上校正叼着一支烟，站在一幅欧洲地图前，思考着。

高德里曼清楚，这是陆军部近来常有的场面：高级军官凝神注视着地图，默默盘算着战争的胜败。

他猜测，这是因为全部计划已经制定，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对那些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人来说，已经无事可做，只有坐看他的决策是否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