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勃兰特先生不断改变供词，起初是鸦片，然后又是军火。

第三次口供时‐‐萨尔礼假定这是审讯者第十次转动台钳的齿轮‐‐勃兰特供认，他的那家德国洋行本身也是一家莫斯科贸易公司不为人知的子公司。

自从列宁同志发现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仍需通过国际贸易（这一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来采购到足够的粮食，莫斯科一夜之间开办大量这样的公司。

南京的研究小组并不接受这个解释。

勃兰特先生不知道，实际上法租界巡捕房从不贸然逮捕外国商人。

从两个渠道证实这位德国商人的复杂背景（后来勃兰特承认他的父亲出生于莫斯科，母亲才是地地道道的柏林人）。

设置在河内的法国殖民地保安局对当地的激进分子突然袭击，意外获得勃兰特在上海的通信地址。

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一开始还以为勃兰特是泛太平洋工会联盟的召集人。

其后不久，国民党在江西省某个县城发动一次不太成功的军事行动，刚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还来不及销毁文件就匆匆转移。

文件中提供的线索使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江西省城展开一连串搜捕，有人在临刑前终于崩溃，供出一两个上海的银行账户。

根据南京送来的口供笔录，在最后一次供述中，勃兰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新成立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

这个机构将会领导整个亚洲地区的共产运动。

人员、策略，以及‐‐更重要的，金钱，都会从这个机构散发。

萨尔礼少校并不十分信任这份供述。

它在行文上过分讲究，逻辑相当完美，它更像是一部精心构思之作，或者说，是一份伪装成素材的精致作品，它不断展现出一种貌似草稿的风格，有时语气迟疑，有时突然推翻之前的叙述，大段的涂抹，另起一行，再涂抹，然而关键之处却言简意赅。

尽管勃兰特案卷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在有一点上，参与其事的各方都认为是确凿无疑的。

事实摆在眼前，那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有计划，有资金，而且组织严密。

显然，欧洲（尤其是德国）的运动陷入低潮以后，他们就已调整策略，如今共产国际认为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在东方，而埋下炸药，引爆，彻底摧毁这一链环的最佳位置正是在上海。

因为它是全亚洲最复杂、最难以管理的城市。

萨尔礼少校与巴台士领事私下讨论时，一致认为也许最好的引爆地点就在法租界。

对于租界里一小部分白人‐‐主要是地产投机商人‐‐的想法，领事先生暂时保持中立。

但他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前不久有一封从巴黎外交部的私人信件通过外交邮袋传递到他手里，在信中，有人用清晰的方式告诉他，外交部希望上海租界当局能够挖掘出一两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实，以配合正在愈演愈烈的法苏争端，两国之间的冲突正在从贸易领域扩展到各个方面。

少校脑子里有一根想象之线，正在把最近发生的几起刺杀案件，与一个在亚洲各地贩卖军火的私人公司，以及一位租界里的业余摄影师串到一起。

有情报表明，暗杀集团的首领显然具有苏联背景。

他觉得机遇之神在朝他耸肩挤眼睛。

这机会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个薛维世‐‐这个摄影师竟然是他的故人之子。

大战期间，薛的父亲和萨尔礼少校在海外军团的同一个连队里服役。

那年夏天，他们在潮湿泥泞的战壕里不断抽着少校喜欢的烟斗，薛的父亲喜欢拍照，少校至今还保存有一两张他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