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珍不好意思，“我哪里高攀得人家大国手。”

我不以为意。

风波过后我们一家五口过了约莫两个月的太平盛世，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暗暗祈祷，希望好时光可以持续，但真是好景不长，一日早上起床，才在淋浴，就被小川的尖哭声叫得我自洗澡房跳出来。

他那大头被夹在大门铁闸的两枝铁条内，动弹不得。

“我的天！”

我顿足。

阿珍手足无措。

“别哭别哭，”

我大声安慰小川，“爸爸在这里，爸爸是超人，别哭。”

小川脖子涨得通红，死命挣扎，想把头拉出来。

我说：“别动，小川，越动越紧。”

前后左右都试过，小川胖头还是紧紧轧着。

我问阿珍，“要不要报警？”

“前几年，小力的头套在痰盂内，也没有报警，太太不知怎地一除就除下来了。”

我按捺着性子，“可是现在太太不在，而且小川的耳朵已经夹得快要掉下来了。”

“什么事？”

有人问。

我抬头，是陈医生。

整件意外一看即明，我也无瑕解释。

陈医生说：“不怕，小川，我帮你。”

小川显然已经与她混得烂熟，见到她也就止了哭。

她进我们浴间取出一瓶婴儿油，缓缓倒在手中，擦在小川的耳朵、面孔，甚至头发上，然后轻轻一推，小川的大头就自铁枝间滑了出来。

饶是如此，小川已经轧得满头红，并且受惊，一直抽噎。

“谢谢。”

我说。

“不妨。”

她说。

阿珍抱着小川去洗澡。

我说：“一个男人带三个孩子，象玩杂技，疲于奔命。”

她点点头，“看得出来。”

“请坐。”

我说：“家里乱得很。”

她微笑。

到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她是一个很标致的女子，三十出头模样，五官端庄，有一股特别的气质。

如果不知道她是医生，会误会她是一个刚从外国回来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