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时候，正赶上瓢泼大雨……[41]同行的旅伴之一是市委书记博罗杜林先生，就是他跟我共同&ldo;体验&rdo;了新西伯利亚的夜晚。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在飞机上相遇，现在他已经很信任我了。

他成功地为我们俩争取到一个四人间，并且把其他几个想找地方睡觉的讨厌旅客拒之门外。

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用平静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然后说：&ldo;带着你们的行李，从这儿出去。

&rdo;我想一定是这种语气透露出这个要求背后蕴藏的不可冒犯的权力，因为那些人都毫无怨言地默默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大雨仍然下个不停……看来很难找到白天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车，没人能够保证当天往返。

时间慢慢消逝，博罗杜林和我都为这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烦躁，他决定另辟蹊径。

他找到一部电话，摇了半个小时终于接通了，然后叫嚷着跟对方说了几句话。

他不懈的努力见到了成效。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不知从哪里来了几个人，他们开着一辆卡车，看上去有些害羞。

我们坐上这辆老旧的道格拉斯车，马达轰鸣，很快进入一条通往喀山（kazan）的道路，头顶的天空中有一层厚厚的乌云。

我们没有把握能够到达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机场的负责人很清楚，没有我们，他的周末会过得安宁一些。

到喀山后，我们被仓促地安排到机场酒店。

看情况，莫斯科当天好像举行了一场胜利阅兵仪式，机场已经停不下更多的飞机了。

我们不得不在此滞留一晚。

博罗杜林和我再一次抢到了最好的房间，所有的后来者都被我们拒之门外。

傍晚，我们坐在&ldo;商业自助餐厅&rdo;里，小店里放着两三张桌子，一个自助餐架，还有些已经不新鲜的蛋糕，价格都高得离谱。

店里坐着一位中年女乘客，身穿一套入时的灰色旅行装，她虽然默不作声，但俨然已经将自己与我和博罗杜林划在了一个阵营，自视为旅客中最尊贵、最有影响力的人，似乎只要随便拨打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辆车带我们浏览整个喀山的美景。

基于这种轻率的自吹自擂，她坐在自己的小桌旁，将餐厅的女孩叫到她面前。

&ldo;你知不知道，&rdo;她用不耐烦的语气问道，&ldo;在喀山到底从哪儿能叫到一辆车？&rdo;

我们的旅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服务员。

&ldo;从内务人民委员会[42]。

&rdo;女孩回答，说完她就迅速走开，去照看她的蛋糕了。

中年妇女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汽车还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