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如果苏联出动军事力量与我们对抗，那么形势就完全变了。

无论从国际角度还是从我们内部决策的角度来看，都需要纵观整个局势再做定夺。

我解释了我们的行动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之间的关系，说明我们过去一直在根据安理会的决议、本着安理会的精神采取行动，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的地位使我们对日本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而且除了中国和苏联之外，我们是唯一在邻近地区有武装部署的联合国成员国。

因此，可以想象，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我们应该履行的职责与其他国家认为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

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着手的事情有风险；然而我们都相信，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风险会更大。

后来他们又问了很多问题，会议才告结束。

给我的感觉是会议的效果相当不错，总的来说，大使们都很赞同我们的行动，也赞同我提供给他们的建议。

下午晚些时候，新闻处的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我，说他听闻我举行了一次成功的说明会，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使节们对我们的行动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他还问我愿不愿意做一个非公开的情报通告会，听众是一群经过筛选的记者。

我回答说如果能得到批准我很乐意，但这种事情我不希望自己去请示。

当天晚些时候我收到回话，说国务卿不赞成这么做。

国务卿打电话请示过总统，总统不同意。

事情无果而终，但我不禁感觉到，不向媒体详尽阐明我方采取此种行动的背景是一个错误。

●6月28日

早晨在国务卿主持的例会上，韦伯先生首先说昨天晚上与总统以及五角大楼的官员讨论了我的意见，即我们遭遇苏联军队的可能性。

他感觉五角大楼和白宫都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命令清晰明了，不管怎么样他都应该遵照执行。

我说就我在国务卿办公室里参加过的讨论来说，从来没有一次比这一回更让我紧张，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处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自始至终大家都非常清楚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要防止因意外而陷入困境。

随后腊斯克说上午晚些时候会再安排一次会议，国防部的一些官员也会参加，届时再详细讨论。

我们会见了国防部的官员，包括两名陆军部部长助理和另外两三名官员。

我再次以这个话题开场，强调我关心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部成员，以及战机上的空军和舰船上的海军在内，都意识到如果他们遇到苏联军队，形势将出现新的变化，需要新的应对措施，因此他们应该保护好自己，快速完成任务，想尽办法全身而退，然后向政府报告发生的一切，直到我们的政府把握时机恢复局面，而不应该无谓地激化与苏军的冲突。

我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区分这两种做法的差别，继续执行我们目前的基本政策，而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那我们就会被莫斯科牵着鼻子走，或者给了他们决定是否要发动新一轮世界大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