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光绪）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

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

谕曰：&lso;日本使臣到津，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筹因应。

此次朝鲜乱党滋事，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

前据徐承祖电称，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

其余商议各节，务当斟酌机宜，与之辩论，随时请旨遵行。

&rso;三月，约成，鸿章奏言：&lso;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当邀同吴大澂、续昌与之接晤。

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

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

我军隔海远役，本非久计，原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

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

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

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朝人或有内乱，强邻或有侵夺，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

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其所注重实在于此。

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

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

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

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可各派兵，互相知照。

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

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

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字斟句酌，点易数四，乃始定议。

夫朝廷睠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

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

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

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

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亦系实情。

然我军保护属藩，名正言顺，诚如圣谕谓&rso;提督所办并无不合，断不能曲徇其请&rso;。

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与国无干。

譬如子弟与人争斗，其父兄出为调停，固是常情。

至伊所呈各口供，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难保非彼藉词。

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

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确有见证，定照军法严办，以示无私，绝无赔偿可议也。

以上两节，即由臣照会伊藤，俾得转圜完案。

遂于初四日申刻，彼此齐集公所，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