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你为什么不去卖报，以便能挣钱来自己照顾自己呢？&rdo;

&ldo;他不让我去，他想让我继续在学校念书，并说当他快去世时，我就可以像他那样去参加工作了。

&rdo;

这和那些突然离开纽约返回故国的清国男人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无情地丢弃自己的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独自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只偶尔有几个男人会带上他喜爱的儿子一起回国。

对于那些被留弃在唐人街的小流浪儿们来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他们哪天被某些机构设下的法网所捕获。

然后，他们就可以从那里开始新生活，人们会教育他们&ldo;人类犯罪的倾向并非与生俱来&rdo;，并且，他们将会在那里获得面对人生向上奋斗的力量和勇气。

再版后记

我出生的城市内江地处四川盆地。

沱江为长江支流，像一条蜿蜒的玉带，环抱着这个川中小城。

李白诗赞为&ldo;青山横北郭，绿水绕东城。

&rdo;我家伯父郑拾风少年出川，参加抗战，当过《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后定居上海。

他返乡探亲时，总要为我带回几期《儿童时代》杂志。

扑面而来的书香，闻所未闻的故事，送来大上海那遥远而神秘的气息。

拾风伯父还喜欢拉着我的手，一起吟唱宋代诗人李之仪的词：&ldo;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rdo;受他的影响，我对上海也有了一种天然的情感。

近年来，我多次行走沪上。

坐在金茂大厦的顶楼喝茶，外滩梦幻般的景象，总让我回想起童年的往事，也感觉到《帝国的回忆》原版在反映中国社会演变的方面，似乎缺了上海这个主角。

上海是牵引中国脱离封建帝制社会的火车头。

上海的变迁，不仅牵动整个长江流域，而且对于全中国的改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我利用去年赴美进修的机会，对《纽约时报》报道上海的电稿，有意识地截取了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1908年五个时间断面，组成一个专题序列，编入新版，供读者观察、剖析。

驱使我编纂《帝国的回忆》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生长的城市与清末那段历史有很深的牵连。

内江地处成渝铁路中段，是辛亥年间四川保路同志会斗争最尖锐的地区。

1911年8月，革命党人会聚内江，召开了著名的&ldo;罗泉井会议&rdo;，共商起义大计。

9月，他们把暴动日期刻上木牌，投入江中，做成了俗称的&ldo;水电报&rdo;，召集各路英雄会攻成都。

朝廷震动，急调&ldo;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rdo;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精锐进川镇压，致使汉口兵力空虚，造成调虎离山之势，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

端方行军入川后，也在内江境内被刺死。

如果说武昌首义成功是果，而革命之花却开在内江。

这一点也获得了中山先生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