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后世公羊学并不流行，因为公羊学里面，包含着一些为君主所不喜的思想。

比如按公羊学的政治图式，没有什么铁打的江山，天命变易循环，以有道伐无道，便如汤武革命一样理所当然，这一点，和孟子的学说接近，在古人看来，都有可能“启乱臣贼之子心”

。

董仲舒的儒学，在后世又被改造了，让狮子不放心的内容，又去掉了一些。

我们今天看来，公羊学里确有比正统儒学高明的地方，比如对“夷狄”

，往往以文化、礼义，而非以远近来区分。

《公羊传》里有一句话，“中国亦新夷狄也”

，说的是有几个中原国家行事不妥，所以视同夷狄。

后来—比如晚清或现在—常有人拿公羊学的这一态度，来反对排外，也是稍微有点奇怪的，反对排外就反对排外，还用到古书里找理由吗？

公羊学自汉代以后，一直式微，复兴是在晚清。

对新式人物来说，公羊学能提供的理论武器其实没有几件，但大家都习惯于自家有病自家医，便是明明用着新药，也喜欢放在旧壶里煎一煎，或作简单的比附，便发现“敢情这药方我家里原有，只是忘记吃了”

云。

康有为曾说：“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

。

说君主便说君主，说民主便说民主，非要塞到公羊家的三世说里，搭配整齐，便以为有趣之极，深刻之至，正是古传的毛病。

顾颉刚算是破旧立新的大将了，后来却说，本以为这些年来是用欧美的新学来变易、代替中国的旧学，回头一望，“在中国原有的学问上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

，—好几千年里从来没有顺着“走去”

，却仍然是“趋势”

，这种信心，已难以评价了。

近来研究公羊学的专家，有几位很值得敬重，且也力主变革，但为什么一定要把向后拉？有时我怀疑，中国果真是个特殊的国度，有特殊的国情，而唯一的证据，恰是有那么多人相信如此。

公羊学是个完整的、打通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解释一切的政治理论，现在的新公羊学，更是如此，而且更加详尽。

不过，我对所有完美的理论，都有戒心，因为如果不让现象屈从于理论，那种完美本无法达到。

古希腊有个故事，说有个大盗叫普洛克路斯忒斯，强迫受害人睡在他制的铁床上，若身比床短，便强拉使与床齐，若身比床长，则截去余出来的腿脚。

纷繁的万象，我们的复杂经验，放到任何一种理论的床上，会恰好一般长短吗？我是不信的。

不读《老子》

春秋，在现在看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时代，人们健朴、高尚、讲规矩，但在春秋士人眼里，那是个政治失败的年代，礼崩乐坏，王令不行，大小诸侯僭礼越分，战争连绵，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载很少，但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批有知识的人，主张各异，却有一样共识，便是社会状态糟透了，须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