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庄子差不多同时，有一位孟子。

孟子的格言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孟子的道德勇气，光耀千载，如能再多一点反省，就更好了，一边仗义直行，一边对自己的“义”

，不断反思，庶免勇猛过头，以百姓为刍狗。

儒家的道德文章，都是好的，就是以先师的主张，为理所当然，不但自己不验证，也反对别人验证，离先贤的本意，也越来越远。

而在庄子看来，以礼义绳天下，或以社会理论改造社会，那发生在后来的，乃是必然。

与庄子同时，还有一位屈原。

若请庄子说屈原，一定会论为值得同情的反面教材。

好好的一个人，非要以身试法，岂不愚蠢？但在屈原看来，自己是高阳的苗裔、楚国的贵族，对国家有义务，不容逃避，他又有政治理想要实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

所以秉道直行，不惜身殉。

在《离骚》中，屈原最后说“算了”

—“己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最后还是一条道走到黑，“伏清白以死直”

了。

除了取舍不同，性情两异，屈原和庄子的一大分别，是屈原追求的，是一种政治或社会方案。

《离骚》中有一句话，叫“众不可以户说”

，而“户说”

，正是庄子做的事。

庄子哲学是个人的，并不包含社会的解决方案，前儒或拿庄子书，边翻边骂说，瞧，大家都如此，还有国有家么，怎么得了，这便是责人以其所无了。

朱子说庄子“只在僻处说活”

，是的，庄子确实不像儒者那样，说什么都是一囫囵，既然谈的是个体生命，自然在彼此之间。

他的思想，若当社会思想看，立显幼稚、肤浅，就是当人生指导，可能直接导致“不谴是非，与世俗处”

的犬儒主义，要是怀此两种算盘，还是不要读《庄子》吧。

荀子曾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不知他在说这话时怎么想的，因为他恰恰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