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李贺也有过类似的努力，但实验和混闹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李贺是如何苦吟。

他前后左右，都有诗人用雕嵌的法子写诗，并不都成功，毕竟，拼命去表达脑子里的印象，拼命去掩饰脑子的空空如，其结果只在最表面上才相似，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可分辨开来。

如此说来，对李贺诗歌的态度，就有点复杂了。

一方面，不希望汉语在他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另一方面，又想推荐所有的诗人，读读李贺，特别是他那些名气不大的篇章，就当是去看看古代的诗人，有多么尽职尽责，或还可以帮我们想起一种尘封已久的情感，叫羞愧。

白话汉语作为书面语，是吃着激素成大的，拿我自己来说，写起字来，极少有得心应手的时候，总是绊绊磕磕，踉踉跄跄。

我自己已经绝望了，便指望别的作家，写出新的条理。

不管怎么说，要驯化这头不匀称的巨兽，除了作家，我们还能靠谁呢？秘书？记者？如果汉语的规范形成在他们手里，大家也都可以闭嘴住手了。

不读王维

中国画最感人的一个主题，是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图写为极富诗意的场景，或渡头落日，或墟里孤烟，或江中渔火，或隔浦人家，青溪盘绕的柴门，红树遮掩的山窗，雾晓的舟子，雪夜的骡夫，等等。

为什么这是感人的？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画面优美而富于意味，那意味又是什么？为什么“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

令人神往，改成“青溪两千仞，中有二道士”

便成了笑话？与其寻求枯燥的答案，不如继续欣赏古人的用心。

最典型的山水画面，我以为是在王维的半首诗里：

“不识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山水诗和山水画，起于六朝，复兴于唐。

和六朝的乱七八糟不同，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王维的时代，仍可以称为盛唐，国家高歌猛进，人民欣欣向荣，那么，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这些人，对个人命运及社会状态的看法，如此暗淡，是不是多少有点奇怪呢？

和众多的儒士一样，王维年轻时，也是奋发向上的，从他受张九龄的汲引而做了右拾遗，到九龄南贬，也就在两三年的时间里，王维对政治的兴趣，如同青年人的热情，迅速冷却。

但政治挫折并不足以解释他后来的立场，他和当时的一批士人，发自内心地厌恶被赋予的社会使命，对政治和伦理生活失掉兴趣，早就发现传统的为儒家所描绘的天下图景，乏味到毫不值得向往。

王维自己的理想国，与其说在真实的山水之间，不如说是在想像之中。

他几次退隐，又都复出，他厌恶人际的纷攘，又受不了贫穷和寂寞，他自称是清正的人，却不得罪每一位大人物来往，不论那人是李林甫、李辅国，还是安禄山。

用他自己的话说，世事浮云，何足关心，所以虚与委蛇，心不在焉，便解除了旧有的道德责任，不为礼法所累了。

对意趣相近、却葆有节操的几位前人，他有所批评，或者说，藉批评以自辩。

洗耳的许由，不解至道，解印的陶潜，忘大守小，至于嵇康的抗争，在王维看来，更是毫无意义，“顿缨狂顾，岂与俯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

，人事中的善恶，既无分别，出处去就，也便无所谓了。

彻彻底底的犬儒主义，与对合理生活的美好向往，就这么结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