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页[返回目录]下一页

再辅康熙（1）

让孝庄感到欣慰的是，任性的儿子居然生了个理智的孙子。

顺治十六年（1659年），虚龄6岁的皇三子同兄长一起去给父皇顺治请安，顺治询问他们各自的志向，皇二子&ldo;以愿为贤王对&rdo;，而皇三子的回答却是&ldo;待长而效法父皇，黾勉尽力&rdo;。

当皇三子即位之后，太皇太后问其有&ldo;何欲&rdo;，少年皇帝胸有成竹地回答道：&ldo;惟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

&rdo;如此回答，反映出：好学不倦的康熙在祖母的教诲下，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康熙时代的到来，对于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孝庄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历史似乎在有意测试孝庄的毅力。

在康熙即位一年后皇帝的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病故，享年24岁。

抚养、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一位接近&ldo;知天命&rdo;年岁的老人身上……

历史似乎也在有意为难孝庄，虽然她决定起用异姓臣子辅政以避免大权旁落、专权擅政局面的形成。

虽然四大臣的誓言依然在耳中回荡，但她的关于四大臣联合辅政以便互相制约、避免专擅的设想，已经被如脱缰之野马的权力击得粉碎。

指望臣辅之间能互相制约无异于画饼充饥……

在四辅政大臣中鳌拜本来排在最后，但最终大权在握、不断架空乃至凌驾皇权之上的恰恰就是此人。

索尼年事已高，经常称病不朝，实际上他可还没老到不能上朝的地步。

这位精通文墨的首席辅政大臣深知：辅臣同幼主的关系极为微妙，很难把握好君臣的分寸。

更何况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后又是位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尽管在顺治去世后她以&ldo;本朝家法&rdo;拒绝了垂帘听政的奏请，但她绝不会不关注政局，从多尔衮去世后的一系列部署都体现出太后政治上的老辣。

既然在幼主身边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祖母，他就应该急流勇退。

位列辅臣第二的苏克萨哈非常清楚，他在顺治八年二月对多尔衮殡服违制的告发虽成全了顺治却得罪了孝庄皇太后。

皇太后实际上并不愿重提旧账、把内部矛盾公开化。

在顺治病危时，苏克萨哈决定以身殉主，这其中固然有对顺治不遇之恩的报答，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顺治逝后动荡莫测局势的不尽忧虑。

顺治对跪在病榻旁的苏克萨哈劝解道：&ldo;尔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

&rdo;苏克萨哈接受了皇帝的嘱托，放弃了殉主。

然而从受任辅政大臣伊始，就体会到来自两黄旗大臣的刁难，面对颐指气使的鳌拜，只有节节退让，忍气吞声。

索尼的称病不朝使得擅长揽权的鳌拜愈发肆无忌惮，利用一切机会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

鳌拜已经不能忍受名列辅政大臣第四的现状，洞察其中原委的遏必隆在上朝时故意慢走，好让鳌拜走在自己的前面。

而鳌拜的心腹‐‐工部尚书噶褚哈在疏奏中索性把鳌拜的名字列在遏必隆的前面，试图改变朝廷对辅政大臣排列的次序。

大权在握的鳌拜对于不肯党附自己的官员，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内大臣费扬古对鳌拜不那么恭顺，鳌拜便以费扬古的儿子‐‐御前侍卫倭赫带康熙去景山、瀛台游玩时，擅用御弓、擅骑御马，而把倭赫及一起当班的另外三名侍卫全部处死；又以费扬古对儿子被处死心怀不满，而把费扬古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也都处死，偶一泄愤便有七人丧生。

在排除异己方面，鳌拜比起当年的多尔衮要残酷得多。

而汤若望一案的发生就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在明清之际，汤若望是个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人；他同清皇室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订的中西合璧的历书在顺治元年颁行天下；他以医术治愈孝庄皇太后的病、并被皇太后尊为义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他曾以天象示警保护过处境险恶的顺治，成为小皇帝的患难之交、忘年之交；而当顺治病危为避免幼主临朝而坚持传位堂兄时，汤若望以皇三子已经出过天花为由，竭力劝说顺治接受皇太后的传子主张，堪称是一言而定大计；康熙时代就此开始，与此同步的也就是四大臣辅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清王朝做出特殊贡献的紫禁城的座上客，顷刻之间便沦为了阶下囚。

酿成汤若望锒铛入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上的差异，也有西方神权同中国皇权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辅政大臣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

在四大臣中只有索尼是个文化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在当时的满洲权贵中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了。

即使是索尼，对于天文历法、特别是西方天算学同中国传统历法的差异及其优势，也是一窍不通，更别说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另外三位辅政了。

因而当具有排外思想‐‐&ldo;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rdo;‐‐的杨光先，指控汤若望传播西方天算学、传播邪教、图谋不轨时，已经半身不遂的汤若望也就在劫难逃了。

经过七个多月的审理，在康熙四年初（1665年）对病入膏肓的汤若望做出凌迟处死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