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但是今年的韩国之行让我又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就像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那样。

曾经有位作家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个星期，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

所以日记在这时大约是个恰当而又取巧的方式：有点自说自话，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韩国和韩国人是怎样的，内容也绝谈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实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写下以上的话，作为这本日记的由来吧。

下午2点钟离开石家庄，5点到北京。

北京街上十分清冷，人和车极少。

偶尔有匆匆的骑车者，都戴着口罩。

我感受到这里气氛的紧张，比石家庄要紧张得多。

河北省已有两个城市发现sars病人，但省会石家庄尚无被感染者记录。

而截止4月18日，北京已累记病人339例。

当然，石家庄一些药店也出现了排队购买中糙药预防sars的场面。

前两天受北京一位朋友之托，去乐仁堂买一种治疗糖尿病的糙药（据说这种药在北京已脱销），奋力挤了半天才挤到柜台前。

四周顾客本来拿着别的药方，一听我要买这种药，竟然不加思考地都要买。

在大家看来，这个时候买的糙药不是预防sars还能是什么呢？在石家庄的中药房里，传达出的是一种热火朝天的惊恐——虽说惊恐，人们毕竟还慌乱地聚在一起。

相比之下，北京的情形便严峻多了，整个城市似有一种默默的孤寂的哀伤。

长安街显得格外辽阔无边，我们的车一路畅通无阻，从六里桥下高速公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位于景山后街的河北驻京办事处。

而往常，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钟或更长。

今晚我们住在这里，明天上午从这里去机场。

河北驻京办事处对外经营的名称是河北迎宾馆，这是一处中式宅院，从前是满清贵族的一座府第，民国时曾被奉系军阀吴俊升买来赠给一位姨太太。

吴曾任黑龙江省长，后在著名的黄姑屯事件中与张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

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政府买下这处院子，几经改建、修缮，始终保持了原来的风貌，且一直经营至今。

离此不远还有大太监李莲英的宅第，可见此地是北京闹中取静的好住处。

院内古槐、藤萝都有，鸽子也在此接宗传代。

加之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是许多河北人来北京喜欢选择的驻地。

8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人也愿意到这里来住。

一来房价适中，二来还可以享受中式庭院的乐趣。

在我的印象里，这迎宾馆一向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今天下午却是朱红大门紧闭。

办事处李主任和齐经理、王经理、高经理等几位在大门外等候我们。

像往常一样，我下车后便要同李主任握手，李主任却冲我摆着手说，咱们就别握手了吧。

意思是他们是处在疫区的人，而我们是从安全地带来的。

李主任的礼貌和谨慎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一个星期前我来北京办签证，李主任还是谈笑风生，当时办事处虽然客人少了，但还住着几位和保定商谈农业开发的非洲商人。

还有一个电视剧摄制组包了一个跨院拍电视剧。

记得那天我在餐厅门口碰见了那个剧组的几位男女，其中一位女士和同伴在谈笑之中往餐厅门前吐了一口痰，然后毫无愧色地扬长而去。

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广泛宣传预防sars，克服陋习。

这位电视剧组的女士却如此不伦不类。

此刻她这种行为实属野蛮了，我内心非常愤懑，想到国人克服陋习确已迫在眉睫。

这时办事处的朱红大门开了，李主任引我们进门，大门随之又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