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言自语道：&ldo;搏一把吧……&rdo;李源良就在旁边，但我并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ldo;好，搏一把!

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啬，只能维持一时的金额是不行的，必须超过席有仁申请的金额‐‐必须要保证能从根本上令瑞和企业重新站起来，以谋图更大的发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开口说道：&ldo;又要赌了?&rdo;他的话中既无嘲讽，也无抗议，&ldo;如若失败，人们会说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发明些有趣的新词汇。

&rdo;‐‐他只关心这些。

我将盖有董事长批准印章的文件交给了银行，就是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

董事长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写的。

到了后来，甚至连银行职员也将我的字当作是李源良的笔迹。

席有仁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怪物。

得到融资的认同书后，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专心致志地开始着手企业重建。

一年后，他便将贷款悉数还清。

为了还钱，他亲自来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当时正在欧洲旅行，视察业务。

准确地说，李源良是去各个美术馆、剧场和音乐会，我则是去视察各地银行。

席有仁得到融资后，每月都要对其事业状况做两次详细的报告，简直殷勤得过度，而且每次都会说些感谢的话。

可以说，只要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谢的表现方法，皆已被他收罗殆尽。

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写一封回信，内容不过是叫他加油而已。

当然，李源良是不会写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义来写。

旅行中，我也给席有仁寄过几封信和明信片。

当时曾计划顺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联系了席有仁。

不过，后来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来，战争便爆发了。

至于关闭银行在上海的业务转而移至重庆，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义做出的决定。

战争中，我与席有仁的联系一时中断。

后来我听他说，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便放弃事业开始四处逃亡。

等战争结束，兴祥隆银行又重返上海。

同样，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开始收复以前的企业。

双方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

关于战后上海经济界的状况，想必你也知道，简直无以名状。

官僚资本掌握了所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我每每想起就会肝肠寸断。

民族产业无法逃离棍棒的扑杀，尽数被灭。

兴祥隆银行融资的民族产业全部破产，银行也因而倒闭。

我甚至远渡美国，企图寻找救亡之策，却均失败而回。

就这样，长年的梦想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朝破灭。

我们放弃上海，流落到了香港。

我和李源良均无妻子。

李源良的妻子在重庆去世，并无孩子;我虽然并非独身主义者，但忙于工作，也未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