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先锋，我觉得好像是个最近正在被抛弃着的字眼。

它也越来越受文本具体内容和环境范围的影响。

但我认为，先锋是不能模仿的，不能像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或多或少的创新。

主力2：根据你刚才的说法，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你的《十爱》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爱，是所有十个故事的内核？

张悦然：当初在写《十爱》的名字的时候并没有想这样的问题，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有很多繁多纷呈的爱的，比如姐姐对妹妹的控制欲非常强的爱，还有父亲对于女儿的控制欲非常强的爱。

但是话又说回来，繁多纷呈是一种外界的观点，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可能会比较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就好比我写《昼若夜房间》，我写姐姐对妹妹的爱，那么我可能就不会提到性，但是我刚才说的内核是不变的，事实上我原先写《昼若夜房间》的时候是想写一种同性恋者之间的很平等的一种爱，后来可能因为出版社认为我的读者还比较年轻，这样的题材相对来说不太合适。

后来我还是比较心甘情愿地改掉，因为我觉得爱是没有种类的分别的，这牵涉到我的另外一个观点：爱是可以转化的，我们说每个人都有爱情、亲情、友情三情鼎立，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平衡的，这个时候一种爱就会来补充另一种爱。

比如《昼若夜房间》里姐姐对于妹妹的爱之所以如此偏执，是因为她没有能够得到父母的爱。

我想如果我按照原来的方式来写的话会有非常漂亮的细节，会有一些非常动人的地方。

现在肯定会有一些损失，但是不会影响到我写这个故事，因为我认为许多小说的内核是一样的。

主力2：而在你的《红鞋》里的那个杀手，他的爱其实也充满了控制欲，然而他始终追求而不得，这造成了他的悲剧。

张悦然：这个杀手的性格中其实也有很多脆弱的方面，只不过我赋予了他一个特别的职业，这个职业给他的性格带来了一些不同，外界的力量和内里的东西都决定它不会和原来的一样。

我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的性格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在《葵花走失1890》，很多的男孩性格都是比较羸弱，具有比较容易倒塌的形象。

那么在《十爱》中我希望他能够变得复杂，会有很多其他的联系，让故事看起来不同。

而《红鞋》里的女孩儿和以前的都不一样，我以前小说里的女性角色都比较善良，但是这个非常不同。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变的内核的话，那就是她们都非常的执拗。

我的小说中的女孩儿都是一根筋，是向一个方向跑的。

我觉得我在写的时候的确需要有一个领导者，否则的话故事可能就真是来回撞。

像《吉诺的跳马》里的母亲，我不是写得最多的，但是我觉得她的形象可能比那个男人还要深刻。

主力2：你在写这个母亲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很多时候，视角会从一个人物的身上忽然转变为一种作者的俯瞰的状态。

这是不自觉的呢还是你有意为之？

张悦然：我觉得使用什么样的人称，其实是为了讲好故事。

对我来说，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意图不是要让刻意让这个非常出彩，而是追求一种共鸣。

我追求那种倾诉的感觉，认为这样更容易产生共鸣，可能更接近一个主人公的倾诉状态。

我在第一部小说中就始终没有跳出“我”

这个角度，现在我觉得可能比原先要好一点。

主力2：你平时如何试图在小说上取得进步的？能谈谈你写小说时有哪些习惯么？

张悦然：我想说说诗歌对我的影响，以前我并没有大量地阅读诗歌，后来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写诗的朋友，通过他们我接触了更多的诗歌。

比如很多的场景变化，可能情绪上在突然之间有很大的扭转——小说上要做到这个东西就比较困难，小说我们是靠人物的行动之类的东西让故事来转。

而这一点我觉得诗歌就相对比较容易做到。